一
中国共产党有领导力吗？面对这一提问，只要不是心存偏见，相信都会给出正面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领导力，怎么解释古老中华大地一百多年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组织，巨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其领导力的卓越。近些年国际上正在兴起中国热、中国学热，许多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为什么能。当代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共学，中国为什么能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倘若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已形成自身独特的领导学？估计相当多的人回答起来会有所迟疑。按说应该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领导思想、领导思路，怎么解释其百年来的巨大成功？可如果说有，目前国内哪些高校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纵览地方高校乃至体制内各级党校、干部培训机构，又有多少系统地开设了有关共产党领导思想的课程？
强大的领导力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却没有相应的领导学，为什么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首先是因为领导学不同于领导力。领导力是领导者（包括组织及个人）在实施领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能力，主要指领导工作的实际效果，而领导学则是关于如何实施领导的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包括领导理论、领导方法、领导哲学、领导艺术等等。领导者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说明有领导力；但为什么要如此实践，怎样解释成功才构成领导学。
道理不难讲清。若领导者在理论层面缺乏独到见解，又何以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就？由此便引申出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为什么能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有很多精辟论述。改革开放前，党校、高校及各类培训机构也是用这些思想来教育培养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虽然理论体系上可能还不够系统完善，但总体上看，我们是有自己的领导思想和表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领导学，开始是高校，随之是党校系统，以致后来社会上的各类培训机构，都开始全面转向西方理论，渐渐地形成了管理学、领导学领域西方理论的“一统天下”，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及话语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失去了话语权。
所以，讲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实际上是要创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有了思想理论体系，才会有相应的话语体系。而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实质上是要夺回话语权。
在社会生活领域，是否掌握话语权是极为重要的。失去了话语权，再好的领导思想都可能被忽视、被边缘化。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的被忽视、被边缘化引发的问题及后果，已非常明显且十分严重了。
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曾经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经依靠这套本领，教育和组织全体官兵，影响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之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了武器装备远优于自己的对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有意识地将这套方法运用于经济战线及企业管理，创造出“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等成功之道，得到了包括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管理学界高度认可，被认为是最成功、最有效的“软管理”。可随着西方管理思想的大量引进，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话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无需赘言，对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而言，相当一部分从业者根本不认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概念，也毫无深入了解的意愿。更令人忧思的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主要依靠企业文化理论来指导实践，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解读和概括自己的成功经验。思想政治工作被明显边缘化了，以致一些年轻人听到这个词都觉得怪怪的，说“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提这些‘老古董’”。这种现象正常吗？
再如，领导者的主要职责是出主意、用干部，干部队伍建设是他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干部的成长及其培养有特殊规律，进而将干部管理与其他人才管理相区别，就如何选拔干部、使用干部、培养干部、管理干部、关心爱护干部，包括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等，总结出了一整套思路、原则及办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党史军史共和国史上群星璀璨，充分证明了这套干部管理思想的价值。然而，改革开放后，相当多的企业对于党自己的干部管理经验有意无意地淡忘、搁置、遗弃了，主管部门改称为“人力资源部”，学的、讲的、用的全部换成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就连军队也开始引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和方法。且不说将员工视为一种“资源”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真有那么科学吗？能够明显提高各级领导者的能力素质吗？为什么近些年恰恰是华为等所谓著名民营企业，重新将中高层领导者的选、用、育、留、管从人力资源部门分离出来，另设干部部或组织部进行管理？为什么针对民营企业的现实需求，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干部管理》一书，一度成为管理学方面的畅销书？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
笔者并不否认西方管理学中有许多科学成分，也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管理学所带来的巨大进步。问题是，引进西方的管理，就一定要放弃我们原有的成功经验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顾此失彼、未能有效兼容的局面？原因包括：现有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尚未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的思想体系和表达系统；特别是未能深入开展比较研究，将中西方两种领导学话语体系真正打通；在大力引进西方管理时出现了片面性，失去了领导学的话语权，等等。
西方理论在中国管理学、领导学领域喧宾夺主的局面，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专家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中国的管理学”。这种观点认为：若论及管理学，则必定来自西方；若非源出于西方，就一定不是管理学。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二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当前社科界的热门话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在为之努力，陆续推出不少成果。相比之下，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的研究最有可能率先突破。
道理很简单。成熟的理论一定来自成功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领导实践非常成功，巨大的成功背后必定有丰富的理论宝藏。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此多有总结和论述，留下大量珍贵文献和资料。这是概括共产党领导思想最宝贵的资源、最有利的条件。
当然，领导实践成功不等于成功构建了系统的领导学，更不等于这样的领导学只有领导实践者自己才能够写得出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一大批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可日本的管理学界却很不给力。《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是美国学者写的，《丰田的管理秘密》也是美国人总结的。但愿中国的学者不要这般没出息。当然，并非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笔者手头就有一本新加坡学者写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论研究最有可能率先突破，还因为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西方领导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种薄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系统。西方领导学研究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完整的领导理论。翻阅任何一本西方领导学教科书，都是大大小小十几个不同学派的罗列，基本上各讲各的，互不相干。用西方学者自己的话说，每个学派都试图搞出一套概念体系及模型工具，相当于给出了一块领导力拼图。虽然有些相当靓丽，可就是互不搭界，根本拼不出关于领导学的完整画面。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曾被比喻为丛林，西方领导学领域更可谓一片灌木，远没有成长为一棵大树。理论不系统，自然难以勾勒领导学的全貌，更难以给有志成为卓越领导者的人提供全面系统的指导和帮助。
二是不周全。西方学者也意识到领导力不同于权力，应主要靠使命愿景而非靠物质因素来激励员工，以此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问题。为此，领导者本身必须以身作则，带头践行自己提出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可问题是，以身作则意味着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怎样才能确保领导者始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涉及领导者本人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和人格修养等深层次问题。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即领导者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修身齐家然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围绕人格修养，传统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思路、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较好地解决了问题，形成了共产党人的“心学”。而西方领导学明显缺失这块重要内容，翻遍西方领导学教科书，既找不到相应的理论论述，更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是不彻底。西方领导学流派虽多，但主流是以变革型领导、愿景型领导、魅力型领导为代表的新领导力学派。该学派强调，随着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不宜再用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式办法来管理员工，应该通过公司的使命愿景、领导的人格魅力来教育影响员工，进而实现变革型领导。可问题是，变革型领导到底要“变革”什么？研究者始终说不明白，似乎也不想说明白。包括与之相关的企业文化理论，说过来说过去，始终没有讲清企业文化要“化”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变革型领导要改变的，企业文化想“化”的，无非是所属员工的思想，即通过改变员工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习惯，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话说明白后，新问题就来了：试图用公司的文化、老板的理念影响人改变人，马上会有人提出该不该、能不能、会不会的质疑。首先是“该不该”的问题。企业与员工之间是劳动契约关系，员工按合同将劳动力出卖给企业，企业凭什么要去改变员工？在西方文化中，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塑造人、改变人。企业老板试图影响人改变人，会不会侵犯员工的人权，以致闹上法庭？其次是“能不能”的问题。西方所有的人性理论都基于一定的人性假设。在许多学者眼中，人性就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是天生如此、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还是复杂人假设，目的都是为了把握人性、顺应人性，以控制人的行为，达到管理的目的。领导者想通过文化改变人性，理由何在，根据何在？“该不该”、“能不能”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自然影响到“会不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应该说无论是西方的领导理论，还是企业文化实践，对这些带根本性的质疑，至今未能给出系统的答案。
西方领导学研究的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管理哲学基础不牢固。因为没有统一的、坚实的哲学基础，不可能构建起系统完整的领导理论。可在强调思想多元化，哲学研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西方学术界，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笔者手头有一本西方学者写的《领导者的哲学课》，其中提到10种领导学理论，每种理论背后都有两三位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维特根斯坦，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可就是各说各话，不成系统。而没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可能建立起系统完整的领导理论。读完这本书大致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领导学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客气地说，管理哲学一直是西方理论的薄弱环节。
三
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加快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意义重大。
一是有助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论自信，自觉传承这笔宝贵精神财富，更好地指导实践、走向未来。重视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教育培养，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核心优势之一。目前体制内干部教育有三门主课：一是基本理论学习；二是政治训练，主要是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三是履职能力，对于领导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领导力。基本理论的教学，肯定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问题是政治训练课和履职能力课应该讲什么？以往一些单位组织的课堂教学，一讲到加强自身修养，就开始介绍中国古代官德、传统修养理论；一讲到提高领导能力，就是西方的各种领导学说。按说多学一些知识并非坏事，问题是中国传统修养理论、西方领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底层逻辑等基础层面差别很大，有些甚至根本抵牾。如果不加分析地介绍，极有可能出现因理论基础不同而前后矛盾的情况，让学员难以分辨和取舍。特别是领导力方面的教学，中国共产党如此成功，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我们自己的成功之道，非得介绍西方的领导学？更何况中国前面的领跑者越来越少了，西方真没有更多新东西可资借鉴了。前些年笔者讲过一门课《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把中国共产党的修养理论一步步推导出来，再把党的领导理论推导出来，然后把这三门课打通。学员听后反映不错。可见，理论自信首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但也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的自信，对共产党人“心学”的自信。
二是有助于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深刻认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目前已在许多领域处于引领地位，因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觉悟、政治倾向，对社会及民众有很大影响。怎么才能让民营企业家与党同心同德，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奋斗，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从近些年的经验看，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笔者曾帮助一些单位组织“走红色之旅，学伟人智慧”游学班，将民营企业家带到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景点，边参观边组织教学，结合民营企业实际，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通过这类教学活动，民营企业家学到的不只是领导理论，更不是具体的领导方法，而是真正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些企业家表示，通过红色游学，真正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进而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有的企业家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有的主动要求在所属企业建党委。
三是有助于推动广大青年接受红色文化，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成长为新一代的红色传人。每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不同。20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者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过程中，发现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是真抗战，要想救亡图存必须跟共产党走，所以一批批知识青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新中国的建立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价值，建设中国、发展中国自然也要靠这套东西，所以当时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代青年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重实际、实利、实惠，通常只对直接有用的东西感兴趣。给他们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极有可能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觉得学了用不上。因此，有必要换一种讲法。这些年笔者给许多年轻朋友介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破解共产党的成功之道，讲这套东西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好了对他们个人事业发展有直接帮助，同时介绍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与西方相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年轻人就比较感兴趣。有兴趣了就有可能真学，而共产党人的“真经”，只要真学真用就会真见效，进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其中一些人极有可能由此成长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有助于让中国的领导理论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讲坛占有一席之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前些年，有关部门比较偏重于讲好中国故事，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百闻不如一见，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或者外国人到中国各地看一看，基本上都会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所折服。怎样发出中国声音，打破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帮助外国人消除对中国的各种误解，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可近一段时间以来，以高志凯先生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学者，已开始走出了路子。接下来就要讲好中国道理、创建中国理论，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时代呼唤中国的领导理论，到了中国出领导思想的时候了。因为挨打、挨饿的问题解决后，需要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而要解决挨骂问题，绝对不是简单讲几个故事，或在国际讲坛上占一席之地，就可以完全奏效的，一定要有自己的领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国之大者”。什么是“国之大者”？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概括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尽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更好地传承这笔精神财富，同时解决中国“挨骂”问题，应该是中国管理学界最需要关注并为之努力的“国之大者”。
四
要加快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当前亟须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植根于思想理论体系。要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并取得相应的话语权，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基本理论研究，争取早日构建起理论起点清晰、逻辑论证严谨、框架结构完整的一套概念体系，包括领导理论、领导方法、领导哲学、领导艺术等。这项工作应当从建立扎实的管理哲学入手。因为许多问题不从哲学层面讲，很难从理论上彻底讲清楚。例如，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定要强调各级党组织的作用，通常会从“三湾改编”、支部建上连上说起，讲历史上党组织在提高单位凝聚力、战斗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仅此还不够。因为有人会质疑，西方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不照样发展得不错吗？要想彻底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从基本的人性假设说起。讲人的思想觉悟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环境、教育、实践等方式加以改变的。现实生活中，每个单位都会有一批思想觉悟相对较高，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愿意为组织发展多做贡献的人。领导者应该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这部分人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以此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支部建在连上”的成功经验，就根植于这一哲学原理。相反，西方文化认为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需要上帝拯救，道德品质问题归宗教组织负责，不应纳入管理的范围。领导者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只需要与所有员工保持同等距离就可以了。这也就是西方领导学中的“同心圆”理论。
（二）深入开展比较研究，将中西方领导学理论打通。目前国内领导力的研究与教学，往好里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说难听点是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从总体上看，西方领导学范式及话语体系占据主流地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的话语体系，必须开展比较研究，实现范式转换。也就是说，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各种领导理论进行梳理和比较，观察同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论述，西方领导学又是怎么说的，谁讲得更有道理。在比较中，充分认识共产党领导思想的优长。比较研究难度大，相当于两种语言体系的互译，可也并非遥不可及。笔者就做过尝试。前些年为某外企讲毛泽东的管理思想，选取的角度就是“德鲁克对话毛泽东”。讲课时先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做一盘点，找出可与毛泽东管理思想相对应的内容，然后逐条进行比较，看他们哪些观点基本一致，分析为什么会一致；哪些观点明显不同，分析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通过比较分析，帮助学员领悟领导力的实质，把握领导工作基本规律，进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三）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打造相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培训课程。有了完整的领导理论，形成了话语体系，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开发出一系列的领导学课程，帮助更多的领导者掌握它、实践它，这是构建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一环。首先，体制内单位的领导力培训应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作为必修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领导学的角度，解读共产党为什么能，将实际领导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而更加自觉地用共产党的领导理论指导实践。其次，要想办法使共产党的领导理论进入高校讲堂，包括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都应该作为必修课，让年轻一代管理者一入行就对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有所了解，熟悉这套话语体系。还可以考虑开办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总裁班，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学会用这套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通过实践和比较，民营企业家确实尝到了甜头，感到这套东西好用、管用，再通过他们的嘴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受益，这对形成共产党的领导力话语体系，将会是极大的促进。
（四）加大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使用频度和宣传力度。话语权等不来，需要去争去夺。如果说前三项工作需要专业人员努力，话语权的争夺则靠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及宣传部门共同努力。一是要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有意识地加大使用频度，使之成为热门话语，如思想教育、组织建设、作风培养、群众路线、民主管理、自觉纪律，等等。这些话语的使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推广应用起来并不难。二是中西方管理总有一些共同规律，在不同理论范式中，这些规律是用不同概念来表述的，如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工作与企业廉政建设，作风纪律建设与规章制度管理等。遇到这种情况，总的原则应当是，凡是相似或重合处，都不妨“多一点中国特色，少一些西方管理”，即优先考虑自觉地运用共产党的领导理论范式，以此来引领和推动话语体系的建设。
信息来源 | 中闳教育网
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