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壁老师活跃在党性教育教学第一线
如何改变“山上感动，山下不动”的教学局限
——关于党性教育再创新的思考
吴铁壁
写这篇思考的动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史教育”是党性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对党性教育同样适用。
二是从实践中也感到确有创新的必要。十八大以来党性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历史怎样与现实结合、理论怎样与实践结合两大难题并未实现突破，“山上感动，下山不动”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如何通过创新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是“再”创新？因为广大的党性工作者对提高教学质量的探索从未间断，特别是依托红色资源的干部学院的建立，突破了传统党校纯理论教学的模式，创造了现场教学、访谈式教学、红色故事会等生动活泼、接地气的授课方式，使学员们对党的奋斗历程以及光荣传统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感动落泪的不在少数。不要小看这眼泪，这说明学员的灵魂真正受到了冲击，教学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唤醒”作用。
短短几天的培训就能产生感动、震撼、流泪的效果，这是传统党校教学难以企及的，说明干部学院这种以事实为主要培训方式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有效的。这条路走对了。
党性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党员的党性，检验是否得到提高的标准是“行动”。“下山不动”说明教学还没能入脑入心取得应有的效果。
因此，党性教育还须继续创新。创新目标就是在“山上感动”的基础上解决“下山不动”的问题。通过改变历史与现实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使党性教育入脑入心，实现“山上感动，下山行动”。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吴铁壁老师与李凯城老师研究探讨党性教育教学问题
一、认清党校与干部学院的区别
在去年的网络授课时我曾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党校还要建立干部学院？”
我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感到虽然建立了干部学院，但我们思想观念、工作方法、教学模式及选题等方面都还停留在党校的阶段，没能真正认识到干部学院与党校的区别，致使干部学院的特点和优势没能发挥出来。
干部学院脱胎于党校，但两者有着很大不同，认识两者的不同不仅有利于把握干部学院的发展方向，发挥好红色资源优势，而且有助于消除妄自菲薄的心理，提高干部学院工作人员的自信心。
我认为，党校与干部学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 从教学目的讲，党校是传播知识而干部学院则是解决认识和世界观存在的问题。因此干部学院更要强调面向实际，“以问题为导向”。
2. 从教学内容讲，党校教学是以书本或资料为主而干部学院教学了则是对红色资源、历史事实或现象的解读。
3. 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党校教育是在讲“什么”，而干部学院教学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清“为什么”？
4. 从对老师的要求讲，党校老师侧重于对材料的分析综合能力，而干部学院老师则更强调要有透过历史事实或历史现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5. 从培训对象讲，党校是以党员干部为主而干部学院除干部外还有广大党员甚至普通群众或党外人士。
6. 干部学院还有一个特点：培训期短，一般只有三五天。
可能还有一些，目前想到的只有这几条。
认清干部学院与党校的不同，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道路，使培训入脑入心，这应当是干部学院的发展方向。
现在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现场教学、红色故事会、访谈式教学等授课多停留在对人对事的叙述层面，缺乏观点和理论的支撑。二是课堂教学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解决的途径也应从提高现场教学等的理论深度和加强课堂教学联系实际两个方面入手。
我认为，干部学院的模式不应是“从理论到理论”（或概念加例子）的课堂教学+现场教学，而是通过解读红色资源、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堂教学+有深度的现场教学。比较起来现场教学的创新相对容易而课堂教学创新的难度较大。
为什么会出现“上山感动，下山不动”这种现象？很大原因是思维方式没有跳出党校教学的窠臼，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讲授方法仍沿袭党校教学的习惯作法，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很好利用红色资源，抓住思想认识和世界观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燕楠老师说，党性教育的核心是解决思想认识和世界观问题。我是赞成这一观点的。
在讨论大巴山干部学院主体课设计时我为什么不同意有的老师提出来的将川陕根据地建设发展作为主体课的意见？因为我觉得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虽然可以使学员对川陕根据地建设发展有所了解，但对解决思想认识和世界观问题作用不大。

吴铁壁老师在红色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二、如何利用好红色资源
干部学院的优势是红色资源。如何利用好红色资源达到解决思想认识和世界观问题是提高干部学院教学质量的基础。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对于从事党性教育的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指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重复这些话上，而是作为行动指南贯彻在实践和行动中。
干部学院所依托的红色资源是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初心使命的践行过程。
它的课程内容应是运用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通过对红色资源的解读告诉学员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告诉学员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告诉学员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通过这样的解读用事实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以大巴山干部学院为例：
当年大巴山地区的真实图景：军阀混战、成千上万人涌跃参加红军、惨无人道的童养媳现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税赋征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个个刻有革命口号的石碑及赤化全川等标语、令人震撼的烈士陵园……
活生生的事例诉说着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诉说着革命的必然性，诉说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
因此，我主张大巴山学院的主体课应通过川陕根据地的实际回答“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怎样救了中国？”这样带有根本性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课程设置讲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更深刻、更能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作用，更符合党性教育的要求，更能发挥干部学院的优势。

吴铁壁老师参与《我们走过的路》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室研发工作
三、处理好与红色资源有关的几个关系
1. 时代
所有的红色资源都是时代的产物。可是我们现在的课堂及现场教学多是自说自话，讲成绩、讲发展、讲好人好事，很少与时代挂钩。这是造成深度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应当明确一个观点，讲人讲事不是目的，而是通过人和事来展示哪个时代，让现代的人对那段历史有深入具体的认知。这是干部学院的优势。我和李大钊干部学院的田老师，恩来干部学院的房老师在讲《中国为什么革命？》这一课时引用了大量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效果很好。
课后，有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忆苦思甜”？我说，我们讲革命，更要讲为什么革命。帝国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这是认识那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基础。正是因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才会有革命发生。也就是说，不懂得“苦”就不可能懂得革命。现在的人对那个时代是陌生的、抽象的，用生动的事例和事实使现在的人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工农大众所受的剥削压迫有感性的认识，有助于提高中国为什么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怎样救的中国这些理论问题的认知。
黄麻起义时参加围城、攻城的有3万多人。除原计划不到2000人的农民自卫军外都是自发参加的农民。
为什么这些农民有如此高的革命积极性？从内因上说是残酷的剥削压迫活不下去了，农民本身就有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从外因上讲，是一大批共产党员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们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懂得了剥削和压迫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懂得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的道理，所以才冒着杀头的风险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对于这段历史，党校的习惯做法是根据史料讲起义的组织计划及实施过程，讲起义的领导人的作用。干部学院则应从3万多农民自发参加起义这一现象入手，探讨起义的原因，揭示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更深一步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怎样救的中国。
时势造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雨花台的烈士们为什么慷慨赴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黑暗、太腐败、太落后了，需要一场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烈士们正是为了改变中国面貌而捐躯牺牲，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烈士们的英雄壮举。
大别山、井冈山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将军？黄麻起义的参加者中，有34名成为开国将军。这34名将军中有32名出身贫寒。这些普通的农民、长工、佃户、泥瓦匠、篾匠等怎么成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是因为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这些“泥腿子”顺应了历史潮流，投身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斗争。正是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拯救了中国，也改变了“泥腿子”自身的命运，造就了一个个将军。
新中国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原本“一穷二白”的家底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及“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使新中国更加举步维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仅战胜了一个个困难而且使中国人民破除了迷信从精神上站了起来，创造了包括红旗渠在内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十九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红旗渠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典型代表。通过红旗渠可以告诉现在的人，那一代人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使命）是如何勒紧裤腰带战胜重重困难为实现初心而不负历史使命的。站在这个高度来解读红旗渠才会深刻准确地认识红旗渠的历史作用和价值。
新乡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先进人物？怎样认识和解读这一现象？这些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固然令人起敬，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农村中实施了四次重大的改革。新乡出现的这些先进人物正是各个时期农业改革的带头人。我认为，站在改革的高度解读新乡的先进人物使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党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所做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探索。这比单纯颂扬个人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更深刻也更符合实际。

吴铁壁老师与工作在党性教育一线的教学人员交流
2. 道路
去年，听了杨靖宇干部学院王滢老师《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启示》的课感到没有抓住抗联最核心的东西。
课后，我与王老师进行了交流。我问她，您为什么这样讲？要达到什么目的？
她的回答是，“以东北抗联为代表，阐述我们党的成功经验以及弯路教训，启发学员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获得实际工作上的思路方法启迪。”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介绍工作经验，这是党校教学的习惯做法。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情况与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根本变化，抗联的经验与教训真的能使当代人“获得实际工作上的思路方法启迪”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从根本上说，干部学院所拥有的红色资源都是我们走过的路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主体课、专题课甚至现场教学只停留在介绍工作经验、“谁不夸俺家乡好”的层面，不能与我们走过的路相结合，只能使人们认识了“点”，而不会有更深刻的启示。
抗日战争是我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又是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我问她，“过去都说八年抗战，为什么现在说十四年抗战？这和抗联有关系吗？”
她说，有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坚决抗日收复失地，并随即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奔赴东北组建游击队（东北抗联前身），从1931年算起，1937全面抗战爆发前，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
我又问她，“如果没有抗联，抗日战争能说十四年吗？”
她说，应该不能吧，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外，也有其它的抗日武装（比如义勇军），但由于各种弱点，举起抗日大旗不到两年内（1933年），便被日军各个击破了。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抗联能坚持到最后？根本的原因在于抗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因此我建议这一课就从十四年抗战入手，把主题改为《从抗联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我所以这样建议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反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和由衰到兴的转折点。只有从这个高度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抗联，才能真正认识共产党和抗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和价值。
2）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有意或者无意贬低、诋毁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抗联坚持斗争的史实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使现在的人对那一段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
3）区别于讲军史，党性教育的核心是提高对党的纲领路线和宗旨的认识，是解决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抗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体现出来的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斗争精神及杨靖宇、赵一曼、八女投江等英雄故事正是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这种精神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特质反应。
我认为，我们的课堂教学（主体课、专题课）立意一定要高。通过抗联讲我们走过的路，反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作用，应该比只简单回顾抗联本身的发展史或介绍工作经验，更能反映抗联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我认为，本地的红色资源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走过的路”的一个“点”。我们的教学不能停留在让学员对本地红色资源的了解层面，而是通过本地的红色资源能领略到“我们走过的路”，红色资源才能利用好。

吴铁壁老师深入党史教育教学课堂
3. 问题
习近平说，在党史学中要“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针对性不强，没有做到“以问题为导向”是目前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造成不能入脑入心、“下山不动”的重要原因。
干部学院一般是短期培训，在三五天的时间内要全面了解党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利用本地的红色资源有针对性地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或通过本地红色资源来解疑释惑，回答澄清一些错误、糊涂认识则不难做到。
2019底，我去了可可托海干部学院。可可托海盛产稀有金属，其产品中有许多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可可托海矿务局对我国冶金、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
在这里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刘履中，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可可托海水电站总指挥，2004年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叮嘱家属把他骨灰安葬在可可托海。为了满足他的遗愿，亲属捧着骨灰盒走遍了他生前工作的每个场所并将一半骨灰洒在水电站。
创业初期，可可托海不仅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且由于为了保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来自沈阳，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旳孙传尧回忆了一段往事，他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找不到鸡蛋，“我在那里10年从来没在商店里看到卖鸡蛋。”由于缺少青菜，一个白菜心，妻子节省着吃了一周。半夜值班，孙传尧和厂里的安徽老职工说起此事。第二天早上，老职工领着孙传尧骑了很久的自行车，来到一个哈萨克族村子，挨家挨户买鸡蛋。村民不懂汉语，两人连比划带说才让村民明白是要买鸡蛋。孙传尧用最高1角6分、最低1角2分的价格买到了40枚鸡蛋，还意外买到了几只鸡，才让妻子“正经”地坐了月子。
为了祖国工业的发展许多像刘履中、孙传尧这样的热血青年从沿海大城市来到可可托海这个闭塞的边陲小镇，一干就是几年、几十年。
可可托海干部学院有位老师对我说，为了长远发展，可可托海现已基本停止开采。职工们相继被安置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她走访过300多位已在外地安家落户的老职工。这些把青春献给可可托海的老职工无一例外地怀念那段艰苦的生活，那段难忘的岁月。
这些故事很感人，甚至可以催人泪下。如果孤立地讲，讲得再好也只是一个个故事，记住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是，换个角度讲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求移民呢？”并且说，“人往高处走，谁不希望日子过得好些呢？”
有这样疑惑的人恐怕不在少数。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富裕不假，不少人移民这些国家也是事实。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制度自信，是党性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红色资源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实质是个世界观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与红旗渠人、可可托海人的事迹放在一起解读，就可以比较好的回答这一疑问。
我们不否认在富裕程度上有差距，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对待这种差距。
来自大城市的刘履中、孙传尧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红旗渠人能凭自己的力量筑起了“人间天河”？他们傻吗？他们不懂得享受吗？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富裕？怎样面对现实的困难和贫穷？是像红旗渠人、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的面貌走向富裕，还是到富裕的环境坐享其成？人的一生应当有怎样的追求？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些问题不正是党性教育课堂教学应有的内容吗？
问题客观存在，红色资源摆在那里，能不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就看有没有这个意识了。有了这个意识，多问几个为什么，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法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再以移民问题为例。向我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以生活富裕来证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问一句“他们的富裕从哪里来？”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用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在中国罄竹难书的罪行或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都不难得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是由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疯狂掠夺的结论，得出资本主义是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苦难的罪恶制度的结论。
有人以西方国家发达、生活富裕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优越。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发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能达到今天的高度经过了几百年，而新中国的历史才有70多年。起跑不在一条线上，以现有的富裕程度来比较显然是荒谬的。比较制度优劣的标准应当是发展速度。通过局部地区的变化乃至全国的变化，用70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事实不是能很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吗？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不仅体现在发展速度上。三年困难时期，可可托海承担了偿还苏联债务的重任。工人们豪迈地喊出“国家的债务我们扛”口号，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觉悟？可可托海陈列馆里一个不起眼的工号牌给出了答案。这个牌号是500，捐出这个工号牌的是一个叫库马西的哈萨克族工人。
解放前，可可托海是由苏联开采经营的。当时所有的工人都是只有工号牌没有名字，发薪也是按号叫。库马西是可可托海矿的第五百个工人。解放后，可可托海成为中苏联合经营的企业。企业成立了工会，工人有了工作证，工作证上有了照片和自己的名字 ，发薪也由叫号改为叫名。不要小看这一变化。有了名字，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一变化标志着工人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既然是国家的主人，自然要为国分忧，有那样忘我劳动的热情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只要有心许多红色资源都能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
有人提出为什么共产党要武装革命，为什么不能与国民党合作的疑问。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的时间告诉学员“四一二”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在先，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在后的事实就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战争都是自相残杀。针对这一观点，通过阶级压迫剥削、烈士献身（如巴中的烈士陵园）等事实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不就可以提高对这个观点的认识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贫穷不注重民生。红旗渠大庆的事实都说明，那一代人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出了多大牺牲、取得了多大成绩。
干部学院的课堂教学缺乏“问题”、缺乏针对性，多是事是事、史是史，很少联系思想实际，这不仅影响着课程的深度，更是造成“下山不动”的重要原因。
新闻学有一个重要原则：接近性。新闻接近性是指新闻与读者在地理、心理、利益、年龄及利害关系等方面的接近程度。一般情况下，离读者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事，就越为他所接受、新闻价值也就越大，距离远则价值小。接近性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点明事实与受众利害攸关的关系，另一种是按照新闻事实最容易为受众接受的需求来写作。
我曾听过一位外聘教授讲“红色政权（也就是革命根据地）区域执政启示”的课（不是主体课）。他讲的不能说不好，史料很丰富，旁征博引，立意深刻。我留心了周围的学员，交头接耳、玩手机的不乏其人。当时我就想，他讲的内容如果是在党史军史研究的范围讲一定会很受欢迎，而听课的学员大多是普通党员，对他们的需求来说可能有些远。
我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党性教育。要想所讲的入脑入心，就要千方百计“接近”受众。“以问题为导向”就是“接近”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有疑惑、有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你的课能为他解疑释惑就是“接近”他。他就愿意听，愿意听才能入心入脑，达到授课的目的。
因此，要想一想，在选题、在备课、在课堂上是把“夸俺家乡好”、成绩、精神、典型、好人好事摆在首位，还是把要解决现实存在的认识和世界观问题摆在首位？这个问题搞清了，干部学院的教学的质量就会大大提高一步。

吴铁壁老师参与年轻教师教学研讨活动
4. 传承（精神）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利用、发扬都是为了传承。传承是党性教育的目的和落脚点。
这就要弄清什么是传承？传承什么？为了说得清楚，我举个例子。
在可可托海，我听到不少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动人故事。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矿上有个规定：一线工人每天六个馍馍，车间工人每天4个，干部每天4碗糊糊。如果从表扬出发，讲到这里就可以了。这件事给人的感受可可托海的领导班子、干部真不错，令人敬佩。这样讲只是讲了发生在可可托海的一件件“好人好事”，并不能让学员与光荣传统及红色基因联系起来，很难完全达到发扬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的效果。如果能从这件事引申讲我党我军的几个故事，如红军过草地时伤员、战士、担架员每天的口粮是六两（十六两制），而干部只有四两。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让人领略到可可所做的不过是红军做法的延续再讲“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党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进而再讲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所起到的作用。
这才不是单纯对可可托海领导班子的表扬而是在发扬传承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了。
传承和发扬离不开“精神”，离不开对精神的理解。
什么是精神？这似乎是答案明确用不着回答的问题。精神，对我们从事党性教育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
向前辈学什么？学精神。
到了大别山讲大别山精神，到了红旗渠讲红旗渠精神……不少的学院还专门设置了解析本地精神的课。尽管如此，但还是出现了“山上感动，下山不动”的现象。这说明，我们所讲的“精神”还没有落到实处被学员所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具体的“精神”，并未抓住“精神”的实质。
民主革命时期大别山的精神是：
坚守信念 ，胸怀全局 ，团结奋进， 勇当先锋。
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旗渠精神是：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几乎每个红色资源的所在地都有自己的精神。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谱系的就有45个。
这些伟大的精神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都有特定的含义。如果“精神”过于具体，到这是这个精神，到那是那个精神，对精神的理解只能是零散的、琐碎的，很难领会到“精神”的实质，传承发扬落不了地就是必然的结果。
精神是什么？精神是人脑高度组织起来的产物，在哲学上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和思想上的成果。
这可以理解为，为实现目的而产生的意识或行为就是精神。
这样理解“精神”有助于抓住“精神”的实质，更有助于“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虽然各干部学院对“精神”内容表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些“精神”都是在为实现党的初心，完成历史使命中产生的。所以不同，是因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面对的困难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通过这个共同点把“精神”统一起来，发扬传承就有方向，有了可操作性。
这一“精神可”以归纳为：在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初心）完成历史使命过程中面对问题、困难、挫折或障碍所表现出意识、态度和行为。
党的初心不是一代人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代一代接续努力。每一代人的使命不同，所遇到的问题、困难、障碍不同，所表现出的意识、态度和行为也会不同，只有解决面临的问题、困难和障碍，初心才能逐步实现。
现在这一代人所要传承的精神，就是要像井冈山、大别山、红旗渠、可可托海人那样不负历史使命，努力解决面对困难、问题和障碍，一步一步推进党的初心实现。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在课的结尾加了一段“向前辈学什么？”不少学员在课后表示，能和自己联系起来。郑州一位科硏人员对我说，我们在攻关中也常遇到一些困难，可比起老前辈来真算不了什么。有了这种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吴铁壁老师出席2019全国教学助理专题研修班
四、关键是提高老师水平
从传授知识到解决问题， 从对资料的运用到对事实的解读，从过去“讲史”到现在“用史”，这是党校与干部学院教学中的很大不同。干部学院的老师们要适应这一变化，在提高对事物的解读能力上下功夫。解读能力是立场、政治理论水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综合反映。提高对事物的解读能力（认识水平）除了学习以外，在备课时及平时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提高解读能力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在平时养成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习惯（如“生命重于泰山”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区别），日积月累，能力和水平就会逐渐提高。
（作者原系人民铁道报总编室首席编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现为北京连合教育咨询中心红色教育专家）
信息来源 | 中闳教育网
中闳采编 | 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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