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生126周年。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勋卓著。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方面。
统一战线从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就其狭义看,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主要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统一战线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列宁发展了统一战线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总结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指导实践。毛泽东同志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列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由此可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及走狗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反对国民党镇压革命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统一战线等不同历史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奠基者之一和主要负责人,发挥组织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为实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最早的理论开拓者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初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召开了党的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返回正处在革命高潮之中的祖国,不久即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参与领导中国革命是从组织和领导统一战线开始的。他和毛泽东一样,是党内最早关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掌握政治领导权、农民同盟军等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战略,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指导。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他依据毛泽东思想,从同“左”、右倾斗争的丰富实践中,提出和深刻分析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对如何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策略,积累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如:抓住根本,把握关键,去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依靠人民,团结群众,以争取最广大的同盟军;策略灵活,方法具体,善于求同存异,以扩大统一战线;审时度势,分清敌友,以科学地配置各种社会力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等。这些基本方针基本策略和经验方法,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既参与党的统一战线重大决策,又具体组织领导统一战线的实践
周恩来从1927年就进入了中共核心领导层,长期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关于统一战线方面的重大部署时,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经常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决策提供详尽准确的材料和可供选择的方案。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协助毛泽东作出并实施重大战略部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日寇侵华步步紧逼,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面对此种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周恩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瓦窑堡会议上,协同毛泽东、张闻天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尔后,他又向中央建议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接着,他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突破口,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契机,以同国民党所进行的五次谈判为关节点,终于开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受党的委托,周恩来长期处于统一战线“总管”的位置上。他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令人棘手的带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扩展、延伸。在面临着蒋介石中央军又一次进攻之时,一段时间内,统战工作甚至成为了全党上下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毛泽东内外配合,为极力争取蒋介石对于中共的谅解、解除蒋介石中央军对红军的进攻及扩大抗战时红军的编制和待遇而不懈努力着。毛泽东在内部出谋划策,周恩来则在外部极力周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尽量不使蒋介石进攻的情况下将中共的剩余力量保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以完成中共崛起乃至逐鹿中原、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从整个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策略和周恩来的周旋都是很成功的,红军不但保存了下来,还得到了与红军实力相近的4.5万人的编制,这就为中共在抗战中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抗战之中,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工作。他利用自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的经历和现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对国民党上下进行统战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为中共和八路军获取经费、为得到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理解打下了基础。除了统战国民党及其军队人士外,还对诸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各界名流进行统战、与他们搞好关系,这种联系尤为重要的意义是,它使诸多的民主党派站到中共一边、加强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又使中共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与国民党的人才争夺战中取得优势创造了条件。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团结各方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妥善处理皖南事变,打退了反共高潮,发展壮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策动内战,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进行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总调度,组成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中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农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广大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以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在城市,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将青年学生和其他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实行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争取过来。对地方实力派和军人,则策动和平起义。对民主党派,则坚决支持其同国民党的专制主义作斗争。而把斗争的矛头仅仅对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周恩来亲自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如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参加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军事调停领导工作、组织营救民主党派人士、筹备新政协会议等,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三、创建人民政协,凝聚各方力量建设新中国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考虑,要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要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里提出了,“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周恩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当时,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面就拟定名单和邀请党派、民主人士,具体策划和帮助广大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向解放区转移,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就圆满完成。
1949年6月,筹备召开人民政协的时机基本成熟。各方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筹备会和常务委员会,分工并开展了各项工作。周恩来做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参加研究提出组成人民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即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实在的各方面的代表性;二是,起草“共同纲领”,真正代表全国人们的意志和反映新时代的潮流。
周恩来就提出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时,要照顾各方,但又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但是有了重点,还要照顾各方,因为“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了,我们就欢迎。” 因此他强调,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其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外,凡是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都要尽可能吸收进来,使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所以,政协除了工人、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工商界、教育界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还有自由职业者代表、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代表。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又设了特邀代表。第一届新政协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宋庆龄,有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梁启超之子、建筑专家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元老张难先,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颜惠庆、教育总长章士刽、司法总长江庸,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还有教育、科研、工业建设人才陶孟和、钱昌照、戏剧界知名人士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少数民族代表赛福鼎、阿里木江,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莲昆、安文钦,劳动界的英雄模范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等,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协作。
1949年9月举行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一次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历史文献。全体会议还制定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决定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国歌、国旗、纪年、首都等大事。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
它从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上奠定了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政府接受《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
新中国建国初期,有些人对民主协商不理解,认为:“天下是我们共产党人用枪杆子打下来的,现在什么事情都要找党外人士协商再做决定,这恰当吗?”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有一部分党员觉得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不错,共产党有一份。但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民主党派也参加了革命和建设,那么作就有一份功劳,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权来说话。”“共产党在决定重大问题之前,必须同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协商,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的性质和贯彻人民当家作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还是调整统战内部关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
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常务副主席。1955年至1966年,周恩来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他具体组织制订了“工作条例”,对民主协商作了许多原则规定,并身体力行,推进人民政协工作发展。据统计材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国家大政方针和一些重大问题,找民主党浓和党外民主人士协商200多次,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或主持了会议。可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是多么重视民主协商。民进中央负责人雷洁琼说:“我们的民主协商,既民主,又解决问题,比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好得多。”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主协商和广泛团结的作用,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品德作风
从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历史时期,所面临敌对势力之强大,困难之严重,所承担的任务之艰巨,举世罕见。周恩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主要负责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品德作风,领导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历史功业。
周恩来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他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贯穿着一条主线——立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想问题,说话,办事,处理人际关系,参与政治斗争,始终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他指出,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司令官。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东征、北伐,他面对蒋介石,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处理各种问题,团结各种力量,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壮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与国、共、美(军)三方军事调停和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中,进行坚决斗争,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造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团结引导各民主党派,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周恩来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他通今博古,学贯东西,多才多艺,斗争经验丰富,谋略过人。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克服经验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则和战略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其领导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具有极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高超的总揽战略全局的能力、非凡的驾驭历史发展进程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在统一战线伟大实践的第一线,他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善于在斗争中求团结,善于平等协商,区别对待;善于求同存异,在相互对立的意见中找到结合点;善于互谅互让,以自己的某种让步强化对方合作共事的意向等等,成功地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妥善处理皖南事变;巧妙地进行重庆谈判;成功地组织新政协会议;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结成反帝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统一战线事业的雄壮威武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在惊涛骇浪中发展壮大,长盛不衰。
周恩来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他认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凝聚各方力量,靠各民族人民通力合作去完成。共产党应当胸怀宽阔,广收贤人,共谋良策,并肩战斗。在实践中,他坚持五湖四海,主张用人唯贤,不搞宗派主义,为共产党集聚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能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从组织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开始,始终注意吸收非党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新中国首届政府,周恩来任总理,
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非党人士。政务委员l5人,9人是非党人士。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人担任了部长。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曾经拒绝当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国大"的官,经过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出任了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朱启钤是中国城市建设创始人之一,在古建筑方面有很高造诣,曾任晚清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时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理国务总理。全国解放前夕,由于历史问题怕受连累,准备从上海出走。周恩来获悉,认为他对将来搞建设可以发挥作用,特意请朱启钤的好友章士钊给他写信,劝他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朱启钤高兴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安排他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古建筑修理所顾问。
周恩来具有优良的品德和作风。他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崇高风范一身。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爱国为民的情怀,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无私奉献的精神,民主、求实、担当、勤奋、严谨、细致的作风,平等相处、相互尊重、讲究诚信、重情守义的品格。
他毕生经历过无数次艰险和挫折,承受各种纷纭繁杂的超负荷压力,仍信念不移,斗志不减。
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民解难。他身居高位,自奉简约,手握重权,两袖清风。他养育大批烈士子弟,本人却不留子嗣。他身前亲口指示将祖坟平整为农民耕地,不许亲属有丝毫特殊,死后又不让亲属离开岗位赴京奔丧。他面临生死考验舍己为人,在飞机出现飞行故障时,他解下救生伞,让与叶挺将军的女儿叶眉扬。他对盟友情深谊笃,肝胆相照。与国民党张治中将军交往几十年,互相信任,患难相济,将信义熔铸于友谊中。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漂泊域外,感念其留在大陆的夫人生活孤独,他安排其婿屈武为岳母过八十寿辰,使于右任深受感动。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晚年思念祖国,要叶落归根,他周密安排。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我们取得了政权,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人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他在临终前,特地把中央对台办主任罗青长,叫到病榻前,嘱托:“千万要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的伟大精神品格受到亿万人民敬仰,对参加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即使他的政敌,也对他无可指责。
现在,我们党迈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事业宏伟,任务艰巨,道路曲折。我们要弘扬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风范,建设好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凝聚各方面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系军队退休干部,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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