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22周年。
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26年，辅佐毛泽东主席治国理政，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蓝图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
旧中国积弱积贫，疾病肆虐，人民群众缺医少药，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50年代初，毛主席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周总理始终牢记和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领导人民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开拓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群众卫生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健康水平大大提高，重大疫病流行得到控制，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不足35岁，到1976年达65岁，“东亚病夫”成为东方巨人。
01
组织领导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
1952年1月下旬，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连续在朝鲜、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带菌昆虫30多种，遍布我国东北三省的34个县、市，引起炭疽性脑膜炎和急性传染性脑炎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很少见的疾病，在辽宁省沈阳、鞍山、辽阳等污染区内流行。
毛主席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号召，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周总理首先利用国际外交舞台，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1952年2月24日，周总理发表支持朝鲜外务相抗议美国细菌战的声明：“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和平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3月8日，周总理再次发表声明，抗议美军自2月29日至3月5日，先后以448架次军用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时，周总理紧急部署国内反细菌战工作。3月9日，周总理和聂荣臻、总后卫生部部长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3月1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防疫工作问题时，周总理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注意搜集美国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3月19日，周总理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疫区的主要任务为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并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他特别强调要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地进行防疫工作，并提出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区实行局部的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这些应对举措，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积极呼吁中外有关人士组成美国细菌战调查团，搜集罪证。他通知卫生部领导及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东北地区等部门和地区的卫生机关，搜集足以证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材料。提议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派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实地调查。在他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分赴东北各地和朝鲜前线调查取证。后来，两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尤其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充分证实：“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这些为彻底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赢得反细菌战的胜利，提供了证据支持。
周总理严密组织实施，及时总结反细菌战工作。他指出，防疫工作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将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7、8、9月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区应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并将工作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总理运筹帷幄，严密组织，军民团结一致，国内外密切配合，到1952年冬，中朝人民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
02
未雨绸缪，坚持预防为主
周总理历来强调卫生防疫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旧中国卫生防疫的组织机构和设施十分薄弱，许多地方处于无医无药状态。新中国刚建立，周总理就考虑长远规划做好卫生防疫。他在1950年9月30日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他提出，我国卫生事业建设要面向全体人民，城乡兼顾，医疗和预防结合，大中小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办相结合。要勤俭办卫生事业，改革旧制度，既提高疗效，又方便病人；既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可能，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1965年初，周总理找卫生部领导谈话，对卫生工作做过一次全面的指示。第一个问题就是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疾病的问题。他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肠道传染病、鼠疫和血吸虫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要求认真加以防治，不能松劲。他指示卫生部，制定一个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15年内消灭哪些疾病的规划。要打破过去先定数字的框框，应该先定战略部署，看主要先搞几件什么事，然后根据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做具体安排。在规划中要突出重点，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提倡新技术，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敢于破除旧的框框，要从年度计划中解放出来，反对烦琐哲学。这是周总理根据我国的国情，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战略决策。在周总理领导下，新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
周总理以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根据新形势，敏锐发现新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大跃进”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和有关部门打招呼。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他把卫生部长李德全找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他指示：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的情况，做好卫生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他强调：今年天气不太冷，气候干燥，容易发病。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集体生产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他还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卫生部根据周总理指示，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谈到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件事。那是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深夜两点，他突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立即去开会。会议开始后，周总理说：“按原定计划，今天凌晨5点要进行核试验，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的材料后发现，现在的风向和原预报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这样有可能爆炸尘埃在大陆飘过时间延长，所以把你们请来，研究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试验？”由于距离原定试验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进行了紧张的讨论。钱信忠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在比基尼亚岛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群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周总理当即说：“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如果大家没有另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接着他又讲，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场的同志告诉总理，已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周总理向在座同志征求意见，同时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并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周总理即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关键的时刻，周总理作为总理，完全有权决定，但他仍坚持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当时进行核试验不仅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从周总理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群众的安全，他做出的决定将是停止而不是进行。充分体现了周总理这种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人民的公仆精神。
03
走群众路线，打防疫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周总理领导人民政府坚决贯彻这一方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周总理组织领导下，全国军民从1950年2月至1952年初联合开展春季防疫运动，在受鼠疫威胁的地区普遍发动群众防鼠捕鼠、防蚤灭蚤、打扫卫生，在老根据地、黄泛区及皖北、苏北等灾区开展了消灭虱子、讲究个人卫生的运动。1952年反细菌战斗争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性防疫运动的高涨。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广大人民革除陋习，精神振奋，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有着很高评价，认为“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发展。他要求，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要求“继续认真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1969年7月8日，周总理在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批示：“要在报上也作宣传，并可在京、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发起仿照上海的除害灭病的夏季爱国卫生群众运动。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开展，改变了人们不卫生的陈规陋习，改善了广大群众生活环境，提高了全民卫生健康水平。
时刻挂念群众疾苦，及时防治流行疾病。新中国成立前后，传染病大肆流行、危害严重，周总理亲自过问，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9年10月，察北地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至张家口等地，死亡60余人，对平津造成了威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察北鼠疫流行问题，除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外，还决定成立由董必武、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李德全、贺诚、杨奇清7人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鉴于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疫病的状况，周总理加强与苏联的沟通与协作，请求支持和援助，并亲自为毛主席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联派遣医疗队和提供药品。经过多方协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扑灭。血吸虫病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南方一些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高度重视，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1956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 直到1970年6月，周总理还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血吸虫病流行得到根治。毛主席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赞颂人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周总理多次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倾听群众真实声音，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些卫生部领导回忆，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什么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总理身为总理，日理万机，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和卫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每当卫生部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汇报工作，将文件送到总理处，他通常的做法是把卫生部的党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的人很少，他主持会议，只带一个秘书做记录。看得出，会前总理不仅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而且对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但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再提问题，让大家回答。尽管会议气氛民主、和谐，但在总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总理问的情况很细，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所以只有做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时，回答问题才切题。这时，总理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还鼓励发言人继续讲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发言空话连篇，他就要发言人停下来，听别人讲。最后，总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考虑做出总结。总理召集会议，既讨论政策原则，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如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等。不仅使他们请示汇报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而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久而久之，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这是总理了解情况，考察干部、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因为不懂业务，不了解群众疾苦的人的答复永远不会使总理满意，官僚主义者更是难以在总理面前蒙混过关。他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在搞调查研究。通过一次会议，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卫生部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对他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察。
他经常深入基层，到群众中了解实情，及时解决群众疾病。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总理的一次接触：“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他经常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1960年1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参观了南京市卫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贵宾对那里的卫生工作非常赞赏。周总理关心每个普通群众的疾苦。“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周总理立刻派中央领导医疗组长吴阶平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周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他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周总理还直接过问许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为了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的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当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作全国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800万人，间接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近200万。这样的调查规模过去没有过。他非常赞许，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这样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较多；在广东、广西、香港一带，鼻咽癌比较普遍。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常看这个沙盘，了解癌症在我国的发生情况，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04
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
建立世界上最大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在旧中国，农民处在社会最底层，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非常突出，农民生病治不起，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1965年，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指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周总理及时召集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具体措施。他对近期的措施、远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虑。根据当时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状况，他提倡城市医务人员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援。他说，这是提高我国农村医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一方面可以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城市医务人员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医务人员可以轮流下去，5年左右，大体可以轮换一遍，内容和方法可以不断改进。要动员党员、青年、先进分子带头到山区、边远地区去。他还指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要加速为农村培训医生。要改变培训方法。可以办一些三年制的学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招高中生，一种招初中生。学生可以从城市招，也可以从农村来，回农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适合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办一些研究院，选拔一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政治思想、技术水平较为优秀的人员进修提高。对现有的农村医生（中医或西医）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之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要加强，但要反对公式化和一律化。他强调，要逐步建立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要妥善解决生产队卫生员的报酬问题，否则农村基层的卫生队伍不稳定。
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组织领导下，各级卫生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全国逐步建立了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农村医疗队伍培训效果明显，“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赤脚医生采取“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研制中草药，用“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方给农民治病。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 ，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大队和公社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 5 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1968年，中央有关部门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称赞，“赤脚医生就是好”“合作医疗制度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建立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70 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世界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受到了广泛好评。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竖起大拇指。
05
推进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中国医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件珍宝，是世界医学殿堂里的一颗闪亮明珠。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西医逐渐占据中国医疗领域。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中国社会的上层，特别是官方高层歧视、抵制、否定甚至取消传统中医药的势力很大。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一项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规定旧医登记原则》，遭到中医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有1亿人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乡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疗。天花、霍乱、鼠疫等16种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数死于传染病。由于从旧政权接收等原因，卫生工作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正式西医不到2万人，护士1.7万余人，助产士1.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单靠西医队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与西医力量严重不足相比，中医人数粗略估计有几十万，不完全统计也有9万多。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与西医形成互补。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和中西医队伍的实际状况，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发挥作用。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采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周总理领导人民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应用和发展，推进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纠正歧视中医错误倾向，促进中西医团结。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这些思想认识造成卫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视中医问题出现。有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毋须培养新中医”，并着手裁撤中医学校，引发中医界强烈反弹。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总理要求西医必须纠正对中医的态度。1950年，在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周总理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总理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周总理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中医也要科学化，“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周总理还强调，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1954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1957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1959年4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卫生部门贯彻落实周总理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促进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1971年中央召开全国医药工作者会议，2月1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里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4位赤脚医生。这是周总理与陕西柞水的中草药接骨医生王家成紧紧握手。
大力支持发展中医事业，提高中医水平。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卫生部在组织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对中医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为培养中医人才，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总理对这一提议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后，由于上马仓促，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很差。卫生部打算将学校搬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医界和学院师生不满，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周总理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决校舍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周总理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克服了困难。1956年八九月间，4所学院相继建立。后来一度增至23所。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1962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为加强中医科学研究，在周总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总理专门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蒲辅周、关幼波等名中医都来讲课，取得很好效果。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
推进中西医结合，闯出中国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主席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8年，他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周总理按照毛主席指示，召集卫生部、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总理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防病治病。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总理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2月8日，周总理同卫生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会议期间，周总理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总理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2月17日，周总理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又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在周总理的关心指导下，中西医结合在全国普遍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抗击重大流行疫情、治疗群众疾病及战备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了。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个项目。科研人员中西医结合，团结攻关，经过数年奋斗取得成果。青蒿结晶物抗疟新药诞生，救治了成千上万病人。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到2007年，在需要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治疗的76个国家中，有69个已采纳世卫组织使用这一疗法的建议。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抗疟新药成果获诺贝尔奖医学奖。这是中医结合的结晶，是中国的新医药学献给世界的礼物。
06
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
周总理非常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宝贵财富，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神。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心情。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进步，业务上鼓励他们成长，生活上给予殷切关怀，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医务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李德全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著名的民主战士，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解放前，她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妇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卫生部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她殷切期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向党组织表达了她的入党要求。周总理对她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指示卫生部徐运北和张凯同志很好帮助她，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她终于在1958年12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3年，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因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注，随即指示卫生部领导，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定要保护好，不仅要发挥他们精湛的医术防病治病，还要运用他们的学识经验培养人才，如果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将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对这样的专家上下班要派车接送。周总理还指示，要尊重医学专家关心事业发展和接班人问题的心情，解决好为中西医专家配备徒弟与助手问题，要选派基础好、肯学习，专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当助手，务求把专家的学识经验继承下来。他还要求卫生部领导对此问题进行检查，要求逐个落实。
周总理在战争年代右臂受过伤，建国后工作十分繁重，身体劳累时常不适。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医研究院骨科专家老中医杜自明，经常到总理住处为他治疗。周总理对杜老关怀备至，常留杜老共进午餐。因杜老年过古稀，为了尽快抢救他宝贵的临床经验，所以出诊必有徒弟随从学习和照顾杜老。周总理和邓大姐常询问徒弟是否虚心学习，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学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经验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1961年11月15日，84岁高龄的杜自明老中医因病逝世。周总理深为哀悼，16日下午亲自去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18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总理亲临参加，向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对老专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他对医务工作者尊重爱护的一片深情。
1961年邓大姐在协和医院作了一次手术，周总理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50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并邀请卫生部、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事前，工作人员在起草参加聚餐的名单时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总理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聚餐时，周总理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还谈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间周总理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总理、邓大姐亲切交谈。周总理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象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最后，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周总理亲自把蒲辅周老中医搀扶到前面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
周总理还热情欢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工作的医学专家回来工作。侯宝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当时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任病理科主任，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1956年7月，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邀请了侯宝璋和其他12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医学专家来京参加。7月28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多提意见，愿意回来工作的祖国也欢迎。周总理亲切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学问，尤其是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并且可以用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总理还特别问到侯宝璋的工作情况，子女情况，称赞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贡献。侯先生对总理给他的评价特别感动，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过我，想念到我。想不到总理对我这么熟悉，知道我这么多事情。”他对周总理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十分钦佩。他对接待人员说：“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们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他表示“我是爱国的，我愿意回来多为国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将我的余生献给祖国”。由于他和香港大学订的合同还未期满，暂时不能回来。1959年他又回来参加过一次国庆观礼。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这位年过花甲的著名病理学家，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卫生部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任命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并为他解决了助手、经费等问题。生活上住房、用车、副食品供应等更给予特殊照顾，使他深感党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

周恩来总理出席林巧稚教授（左一）主持的中华全国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
林巧稚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曾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富的爱；她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被人尊称为“东方圣母”。周总理，对这位“东方圣母”十分关心，十分敬重，多次称赞林巧稚为我国妇女儿童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而林巧稚也难以忘怀周总理对自己的关爱。她深情地回忆：“从解放到现在，我是总理一点点带起来的。他对我始终像兄长一样，是那样信任我，那样器重我、了解我。多少年来，总理当面交给我不少任务。他让我向中医学习，把中西医结合的事搞起来；他让我带徒弟，培养青年人；他让我总结经验，写成书留给后代……每一次，我都像学生接受老师的作业一样去完成，也为任务的沉重而忐忑不安。可是，一想到周总理的信任和嘱托，我心里就感到无比充实，有了勇气和力量。”“这20年，我经历了许多事。共产党做事让我佩服。现在，我明白了周总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就是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那种支配人一切的精神。多少年来，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是他崇高的精神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林巧稚的心路历程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从她的信仰转变，看到了共产党人周总理巨大的人格力量。
敬爱的周总理总理离开我们44年了。新中国走过了70年辉煌历程。毛主席、周总理等开国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治国理政理念代代相传；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大大提高，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7岁；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2020年初，湖北武汉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波及世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次无影的战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战，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斗争还在继续。只要我们发扬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打人民战争，实行中西医结合，进行科学防治，就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作者系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