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出路何在》一文后,心情仍久久不能平复。那个留下善良愿望的少年刘学州,那个认真画着假币又拿着假币去买面条的老人郑祖龙,不时地会窜出来,逼着你想些什么。
例如,对于政府来说,如何看待这样的个例事件?从这些个例事件中,我们的政府又能汲取什么教训?这些教训又该如何转化成我们社会治理的举措?
这样一想,就不由而然地想到了过去看过的那个故事。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出现了巨大困难。这些困难,是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停发八路军全部军饷、对延安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以及延安地区行政人员大量增加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资料显示,1940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不久各地普遍出现了断粮恐慌。为此,边区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
这样,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1担=50公斤)。这个征粮额度,比1940年的9万担,整整多出了一倍还多。这就大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巧的是,这年的6月,先后发生了三次雷击事件。第一次雷击,击中延川县来延安开会的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第二次雷击,发生在同一天,是一位农民的一头驴被雷击死;第三次雷击,是其后不久发生在清涧县,雷击造成农妇伍兰花在山上耕地的丈夫不幸身亡。雷击事件发生后,那位农民与人说:“老天爷不开眼,咋不劈死毛泽东呢?”伍兰花则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
中央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闻知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公开处理,武兰花报经边区高等法院审批后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主席在送他的《情况汇报》中得知了这件事,对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进行了批评,并指示立即进行调查,同时严厉地说,随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我们随便抓人,人家骂的就有道理。当晚,毛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又吩咐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武兰花带来见他。毛主席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伍兰花,在与她聊天拉家常中了解了伍兰花的家庭情况:她家共有6口人,70多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娃,大的才10岁多,小的不到3岁半,家里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分了5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两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
毛主席了解了情况,当即对钱益民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叫的大人物!”
毛主席从群众的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与中央领导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由边区政府调整了公粮比例,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有力地坚持了抗日战争。
这个故事不复杂,但反映的内涵却有着恒久的价值。
一方面,是社会管理者的站位。就是说,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有一个爱民的立场,要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因为,只有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才真正反映了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离开了这一立场,就会违背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就要出问题。这个故事正是,毛主席以人民为中心,看到的是伍兰花“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而有关部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到的是伍兰花影响社会稳定,是个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假如毛主席看不到那份《情况汇报》,不但伍兰花冤死了,而且边区政府的治理可能真就要出乱子。如此一件两件等等,共产党就要失信于民,被人民所抛弃。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地方为强拆而打死老百姓,一些执法者无视老百姓疾苦而致人非命,等等,都反映了一个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央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更应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个别事件的普遍意义。从无数的社会现象看,普遍性的东西,总是先从个别事件中反映出来。作为领导者来说,就是要善于从个别事件中去看到普遍性的东西。这个故事中,雷击死人是个例事故,骂毛主席是极个别现象,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简单一抓了之,就堵塞了认识问题的途径,就会导致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我们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从不二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善于从个别现象中把握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毛主席正是通过伍兰花这一个例事件,发现了边区人民群众负担过重的普遍问题,及时决策调整公粮额度,并实施一系列开源节流政策,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新中国前30年,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人民群众都在一个个集体单位里,参与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都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维度里生活,社会基本是和谐的,即使是有矛盾,单位亦就随时解决了。但实行私有制以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集体组织解散,人员快速性流动,资本主导市场,人们的趋利目的强力发效,社会贫富差距大大拉开,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社会管理的背阴面随之大大增加,一个村一个胡同住着,由于各奔各的日子,只闻犬声,但无往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就更应注重个别社会事件背后所拖带的普遍性问题。这也是《出路何在》一文想告诉的,我们社会治理任务任重而道远的本意所在。正是这样,此文发出后,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反映出来你看到了,没反映出来你没看到的多了。” 多了,也不能麻木。任重而道远,需要的正是切切实实地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明白,“你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就把你当仇人看。”尤其基层的领导,面对普通百姓,不需要说动听的词汇,也不需要光鲜的拍照,需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个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医、养的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保障。真诚希望我们的政府管理者,要通过像刘学州、郑祖龙等这样的个例事件,去深刻反思我们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缺陷,不断改进我们的治理工作,真正地使人民群众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作者系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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