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央红军再占遵义之后三渡赤水，是因为蒋介石要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毛主席将计就计调动国民党军西进，但实际过程要复杂曲折得多。那是双方统帅直接下场指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生死较量，也是红军转变突围思路的艰难过程，内部分歧和外部绞杀惊心动魄。本文依据原始档案和资料尽量还原历史细节，以便从中汲取更多智慧和营养。
先看红军三渡赤水河要图，有个概略的方位认识。
简单图解：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后，令红九军团在娄山关阻敌南下，主力西进到鸭溪、枫香坝、长干山、坛厂和泮水一带寻机歼敌，在鲁班场打了一仗后，转到东北方向的茅台镇渡口三渡赤水。图上简单的红蓝线后，隐藏着当年生死存亡的搏杀与玄机。下面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1935年3月1日，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桐遵战役。
遵义又一次被红军占领后，红一、三军团就在遵义一带。而红军最先攻占的桐梓又被黔军一部进占，并进到娄山关以北的红花园。
3月1日当天，朱德总司令部署担任后卫的红五、九军团，火速赶到娄山关扼守，迟滞桐梓方面由北而来的敌人。[1]要求：如果黔军单独南犯，则在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板桥间，以有力的反突击顽强拒止敌进；如果黔军会合川军南犯时，则运动防御，但4日应拒止于板桥以北，5日拒止于泗渡站以北（此处在板桥以南十几里），切不应不战而退。
为什么要规定拒止敌进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掩护刚打了胜仗的一、三军团战役休息及作战准备。朱总司令告知休息中的一、三军团：4日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从3月1日结束开始，休息只能持续3天时间。 [2]
部队连续作战之后，必须进行休息恢复，这是规律性的要求。
朱总司令还对一、三军团提出要求：一是除警戒本身、搜集附近溃敌和武器外，要向敌人退却方向游击侦察，报告相关情况；二是擦枪、沐浴、洗衣等内务；三是进行准备继续作战的政治鼓动，但须顾惜体力。
毕竟，从二渡赤水以后，这两个军团已经10多天没休息，从重占桐梓开始，连续五六个昼夜行军作战。
红军再占遵义后，还组织了一个重大政治活动，就是在遵义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来到会场，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大家思想。
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上将回忆：大家听了传达后个个称快，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中央红军，开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敌人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3]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上将回忆：重占遵义后，3月4日总政治部还在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由中央代表毛主席出席作报告。报告内容有三点：一是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二是目前的紧急任务；三是一般的形势。[4]
打一仗就总结一次，帮助大家认识何以胜、何以败，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进步。同时分析清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清醒头脑迎接新的战斗。这是一套章法，也是光荣传统。
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但局面并未根本改变。
吴奇伟部逃过乌江后，其59师韩汉英残部、93师唐云山残部、还有12师梁华盛部和90师欧震部4个师，在黔西、修文、息烽3县沿乌江南岸防守；周浑元纵队所属5师谢溥福部、13师万耀煌部和96师肖致平部3个师，在遵义以西的坛厂、长干山一带修筑工事；黔军王家烈残部，逃到遵义以西的泮水、打鼓新场收拾余众，会合犹禹九部修筑堡垒防守。[5]滇军孙渡纵队，在遵义西南方向的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川军数部由北向南往遵义进发。
刚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的滇军头子龙云，不失时机地给蒋介石献策，提出“外锁内攻”来对付红军。
龙云对蒋说，我们的部队弱点太多：一是行动迟缓；二是粮秣未统筹；三是币制未划一，隔省即难行使。所以一变为“追剿”，就感到困难多。就现在情形而言，在遵义地区，东有乌江，北有大江（长江），西北有赤水河，其余无险可凭者只有西南一角，而我军现多已向此地移动。
他的建议是：“乌江以东，拟照钧座（蒋介石）漾（23日）电，由徐、何（徐源泉、何键）负责扼守。赤水河以西，由川军加厚兵力，负完全堵截之责。北路能将上官灵相所部，移驻桐梓。如照以上处理，则2路军愿负恢复遵义及追剿之责。除此外用封锁，内行攻击，别无善法。”[6]
说到底，就是让湘军、中央军和川军，守住遵义东面和南面的乌江、北面的长江、西北方向的赤水河，不让红军过长江、乌江和赤水河，滇军在遵义以西和西南方向防守，把红军四面包围在遵义一带，再由第二路军所属滇军、中央军和黔军在包围圈内歼灭红军。
龙云这个建议思路很清楚，也基本符合蒋介石的想法。
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红军有可能等他们任意拿捏吗？
桐遵义战役已经结束，党和红军又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消灭遵义以西在坛厂、长干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3个师。
思路也很清楚，黔军王家烈已经被红军打崩溃，如果把进入贵州的中央军两个纵队大部消灭，川军、滇军等外地军阀很难坚持下去。如此，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剿”和围困，红军就能在黔北站定脚跟，为建立新根据地创造条件。所以，桐遵战役胜利后，毛主席策划的又一个重大战役，就是创造机会歼灭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彭德怀元帅回忆中，对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当时认为应当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7]
但是，怎样才能在四面重兵围困的形势下，创造歼敌主力的机会呢？
毛主席走出的第一步棋，是设法调动、迷惑敌人。
3月3日，中央红军再占遵义的第二天，军委电令九军团：派出一个得力的团带电台，在3月4日拂晓前，从现驻地观音阁向绥阳前进，当晚到达老蒲场（今蒲场镇），[8]伪装主力先头部队，进行侦察佯攻，散布主力进攻绥阳的谣言，并弄明绥阳敌情电告军委。[9]
老蒲场位于遵义东北方向，九军团要从娄山关附近出发，向东南方向步行25公里多。[10]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是向黔巴线以东行动，做出东渡乌江进入湘西的姿态，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动向。
但问题是，仅仅到达老蒲场，距离乌江还有170多公里，以一个团的规模行动能让蒋介石上当吗？但从后面发展看，这一招真得出奇。
鉴于歼灭周浑元部战役的重要性，党中央还设立了新的军事指挥机构。
3月4日18时，中革军委朱德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位副主席联名下达火急电报，通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红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红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11]
前敌政治委员就是前敌总指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洛甫提议我为前敌总指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写道：二次回遵义后，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12]
遵义会议之后，战役决策是中央会议决定，有时要20多人参加讨论。这次调整后，也不是前敌总指挥独断专行。党的领导体制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即便后来成立新的三个团，也是军事上缩小了范围的集体领导。之前执行中央决策是以中革军委名义，有一个野战军司令部，由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发号施令，现在又为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毛主席不只是党中央战役决策的主要制定者，还是实施战役决策的主要负责者。
按当时的指挥体制，再下一层的战场统一指挥，涉及不同部队时往往临时指定。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桐遵战役中打桐梓时，指令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打娄山关、遵义时，指令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占领遵义之后，打中央军两个师增援部队反攻时，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把吴奇伟打败的。[13]
此时设立前敌司令部，应当是对战役指挥体制的完善，只是明确了此次战役的战场统一指挥机关和首长。
红军再占遵义后，蒋介石的想法很复杂。
他最担心的是，桂军会乘薛岳部遭受重创，扩充在贵州的势力。3月2日，桂系首领李宗仁曾致电龙云：“中央军屯重兵于中阳附近，仅派少数部队随匪推进，未予穷追，又不使粤桂军进剿，致匪得逞虚回窜黔北。”[14]蒋介石对桂系很不高兴，在日记中写道：“桂逆进逼。……桂逆思逞贵州，局势严重，故直飞重庆震慑。”[15]在桐遵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从武汉飞到重庆指挥作战。他的这个动作，震慑对象包括李宗仁、白崇禧。
紧接着，又发出由他本人统一指挥的手令。蒋介石电告驻川黔各军：“本委员长已经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16]这道通令是3月3日上午发出的，蒋介石实际上成为围堵中央红军的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发出这一手令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也火急特设前敌司令部，由毛主席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也是前敌总指挥。是不是军委二局破译电报后的反应说不清楚，但从现在开始，等于两军最高统帅直接下场，毛主席和蒋介石，通过亲自指挥各自的军队，直接在战场上较量。
事实证明，蒋介石既不是对手，也不简单。
先看他们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歼红军，但3月3日发出的第一个电令，作战方向判断却出了问题。他说：“朱毛股匪已于感日晚回窜遵义；娄山关附近现在尚有万余之匪盘踞。又俭日已有一股窜至遵义、湄潭道上的老蒲场，与我蒋在珍部激战。判其企图，似经湄、风东渡乌江，希与肖贺合股。”[17]
他的战略判断很明确：中央红军要东渡乌江与贺龙、萧克会师。
感日是27日，俭日是28日。感日那天，红军已到遵义作战，但说俭日到了蒲场镇不对。要求九军团派出一个团，从娄山关附近到绥阳方向的蒲场，并且大造进攻绥阳的谣言，是3月3日部署的行动，那个团28日还没到蒲场镇，怎么来的激战呢？这一次，蒋介石的情报跑到了事实前面。
查后发现，这个情报来自黔军3师师长蒋在珍。他3月1日上午电告蒋介石，自己部队在绥阳附近与红军激战，并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萧克、贺龙会合。但那天，一、三军团占领遵义后，正在向南、向西大追击，五、九军团正在娄山关至板桥一带阻击北来的敌人，似乎没有绥阳方向的行动。[18]他这个情况，极有可能是夸大的，但红军要东渡乌江的动向，却与蒋介石的主观判断相近，所以蒋得知后就相信了。
客观地说，国民党军阀部队说假话的坏作风，也是导致蒋介石愚蠢表现的重要原因。毛主席专门部署军事行动和虚假舆论，刻意与蒋介石的判断相向而行，应进一步加固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
基于红军要东渡乌江的判断，蒋介石把围歼红军的重点，定于乌江以西与黔巴大道。这条大道，从贵阳向北经遵义直达四川巴县（重庆），是红军北上渡江和南下再占遵义两次经过的道路。蒋介石要求部队分途追剿，在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防堵红军回窜，在乌江沿岸严密守备、坚固防守。徐源泉所属第3旅及48师，以主力守备乌江下游；何键部第15师、23师，以主力守备乌江沿途；薛岳、吴奇伟纵队，联络黔军一部及民团守备乌江上游。要构筑碉堡工事严密封锁，阻止红军窜渡。
同时电令，川军郭勋祺3个旅及中央军周浑元部，从东北、西南方向会攻遵义。吴奇伟纵队仍在乌江北岸的茶山渡和对岸的乌江镇，主力应集结于乌江茶山渡附近，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口、枫香园，与周浑元纵队取得联络，准备无论红军溃向何方，不失时机地堵截。[19]
蒋介石这个部署没提滇军，龙云还专门发电提醒孙渡：川军郭勋祺部在土城之战军威大振，蒋介石奖励他们2万元，并把郭勋祺晋升为师长，现在恢复遵义把他们当主干部队。近日，重庆那边对滇军空气不佳，认为滇军以剿匪为应酬，避重就轻，无决心与能力。日前两次来电，滇军任务均一字不提，足以证明所闻不为无因。
最后还对孙渡说：“军令森严，名誉攸关，好自为之。”[20]刚被任命为总司令的龙云较积极，而他手下的孙渡则显消极。
尽管蒋介石判断的方向错了，但红军依然是在包围圈内。
该怎样破局呢？必须寻找一个机会和突破口。
3月4日，军委二局破译蒋介石要求刘湘和薛岳收复遵义的电令。[21]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刘湘不可能积极南下遵义地区，薛岳手下的吴奇伟纵队已经被我打怕，必然畏缩不前。于是决定抓住这一战机，在遵义以西寻机歼灭周浑元纵队一部，争取扭转被动局面。
目标是消灭遵义以西的周浑元部，不是如蒋介石所愿向东。派出一个团向东只是诱饵，造舆论是混淆视听，为了声东击西。
3月5日凌晨3时，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要求九军团在遵义和桐梓之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红军主力则西进遵义到仁怀路上，准备突击周浑元中央军。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5日当天集中于遵义西南方向的鸭溪及附近地域，具体部署由新建立的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22]
紧接着，前敌司令部朱毛电告：周浑元3个师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7个团，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的模样；万耀煌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的模样；还有黔敌何知重部3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他们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向遵义方向前进。
作战部署：6日首先消灭肖谢两个师，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北向南打并抄至敌后；三军团为左纵队，由南向北打；五军团为总预备队。以猛烈动作解决肖谢两师后，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要用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3堆火，小胜利烧2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朱毛还电告周恩来：因为松林方向发现散兵骚扰，建议他们和各后方部门进至鸭溪一带为宜。另外，敌人如果不前进，明晚须决定行动方针，周恩来等也宜接近前线。此时他们还在遵义。
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声了，专门发出动员全体红色战士、政工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训令。讲桐遵之战转变了局面，有利于我们争取更大胜利赤化贵州；讲蒋介石周浑元纵队和川黔军配合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我们必须争取胜利，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就能站定脚跟、赤化贵州，不胜利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被迫再要转移方向；还讲我们完全有战胜敌人的把握，虽然敌人增多了一些，但我们的红军是勇敢的，我们有了相当的休息，是乘胜作战，我们有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正确军事领导，有运动战的特长，而敌人没有堡垒，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还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作战要求，讲清应当解决的根本思想问题。
当晚24时，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前线通报敌情。讲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下达命令，要求外线作战各纵队必须确实联络，防止红军各个击破，从两个纵队中间逃窜。
此时敌人想的是，如何包围进攻还在遵义的红军，不能让红军从他们包围间隙中跑掉。敌人并没想到，毛主席向东撒出诱饵之后，指挥红军主力悄悄从遵义挥戈西进，在周浑元纵队东进遵义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是，胜券在握的运动战、伏击战，最后关头却出了意外。
3月5日下午，国民党军侦察飞机发现，红军“万余人向鸭溪口西南方面移动”。应当说这个情报比较准确，遵义作战结束后，三军团在鸭溪一带休息，此时一、五军团和干部团正从遵义向鸭溪进军。[23]
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做出两点判断：其一，红军仍向西窜，是要实现原来的目的；其二，红军先求与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这个判断很周延，既然红军向西运动，那就不是东渡乌江了，也不是与二、六军团会师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想过长江或上游的金沙江，要么是向南威胁贵阳。他没想到的是，红军把中央军打掉后，目的是就地“赤化贵州”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
但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战方向没有搞错，红军主力不是向东，而是向西集中在鸭溪，要打周浑元纵队。因为桐遵战役刚刚结束，吴奇伟两个师被歼和溃败让他心有余悸，所以格外谨慎。他立即发出命令：一是吴奇伟纵队要极力藏好，暂时不要渡乌江；二是周浑元纵队在长干山附近集中，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三是周、吴两纵队应即组织别动队，向黔西西北地区活动，并沿途设伏。
本来，周浑元纵队3个师已经整装待发，6日从枫香坝、长干山出发到鸭溪和白腊坎，7日向遵义西地区进攻。红军主力利用这个机会，在敌人前进的路上设伏消灭敌人。现在情况却突然变化，他们不但不走了，还要在长干山一带修工事抵挡我们，毛主席计划好的这场胜仗不能打了。
前敌司令部电令各军团：因敌人暂无前进之意，停止行动。[24]
问题出在哪里？是侦察飞机救了蒋介石，红军万人以上的行军目标，被侦察飞机发现并不难。蒋介石亲自指挥之后，国民党军情报掌握有进步。
蒋介石要在黔巴大道和遵义消灭红军的企图落空，毛主席要在遵义以西伏击消灭周浑元纵队也没实现。
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算是一个平局吧！
接下来该怎么出牌？当然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3月6日至8日连续3天，红军主力在鸭溪一带基本没动，国民党军尤其周浑元部在鸭溪西北方向的坛厂一带也没动。敌我双方，不动也是选择，不动也有目的，都在等待时机。
到3月8日，毛主席又出牌了，第二局较量开始。
军委要求，红三军团派出一个得力的团，开向马蹄石、大平场、西安寨地域积极活动。要求：如果遇到黔敌1团以下，要袭击、消灭或驱逐之；如果遇到两团兵力，应扼守上述地域；无论袭占黔敌与否，均应“伪装主力先头部队，公开侦察到打鼓新场的道路”。[25]
三军团驻地是鸭溪，派出这个团是一路向西行进。按最近步行距离，鸭溪到马蹄石（今马蹄镇）要20多公里，到西安寨（今泮水镇）要34公里多，到目标地打鼓新场（今金沙县）要50多公里。从打鼓新场再向西，不到130公里就是毕节，向西南不到90公里就是大定（大方），向南70公里就是黔西。军委这个命令的关键，是要这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先头部队，公开侦察到打鼓新场的道路。
这是公开告诉北面的周浑元，红军大部队要向西去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蒋介石叫停周浑元部的同时，也改变了对红军东渡乌江的判断，认为红军仍要向西，实现渡长江或金沙江的目的。
按照他的部署：一是对暂时隐蔽在乌江南岸的吴奇伟纵队，如果红军真的向西窜，就用最快的速度，日夜兼程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如果红军与周浑元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也用最速方法渡江猛进，从红军侧面围剿。二是对处在红军正面的周浑元纵队，如果红军仍在枫香园附近不敢进攻，就可逐步前进，先引诱红军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相反，如果红军向黔西方向窜去，则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西北地区兜剿。
蒋还要求，周、吴两个纵队以排为组立即组织别动队，迅速向黔西西北地区活动，并沿途伏击，尤其注意夜间袭击为要。[26]
蒋还给龙云一个电令，其中讲道：周浑元纵队在长干山附近，吴奇伟纵队在乌江南岸集结，是准备向黔西西南方向进击。要求滇军孙渡纵队到大定（今大方）堵截，并多派别动队设伏截击。甚至要求，贵阳城内只留一团兵力，组织别动队迅速向黔西县西南地区沿途设伏。因为他的判断就是：红军必定由黔西向毕节，或从黔西以南向西逃窜。[27]
蒋介石认定红军向西，设下这个合围圈够狠，看起来无懈可击。
但薛岳判断与蒋有些不同。他认为红军有向北、向西两个不同方向。[28]一是向北，如果红军不对周浑元纵队有决战条件时，必定毅然逃脱遵义附近的合围地区，即循两路口、双石墙、毛坝场之线，仍向古蔺、叙永以南地区逃窜；二是向西，如果红军不向北，必然折经打鼓新场、黔西、安顺之线逃窜。薛岳的这个判断比蒋介石准确，尤其对红军向北方向的预测，这或许更重要。
红军可能向北突围的方向，是蒋介石没想到的，很有预见性。
薛岳提出的办法：其一，王家烈仍集结打鼓新场，筑碉警备。如果红军经两路口等地向北，周浑元纵队、孙渡纵队、王家烈纵队可以不失时机夹击之，吴奇伟纵队则速出乌江，蹑匪追剿；其二，如果红军折窜打鼓新场、黔西之线，王家烈纵队迎头痛击之，各部队努力协同，勿使红军主力逃窜，等黔北部队尾追红军到达，以期收聚歼之效。
薛岳把两个方向都想到了，无论红军到哪个方向他都准备好了。但蒋介石的判断没有变化。直到3月7日电令中，仍认为红军“西窜公算为多”，要求黔军王家烈、犹国材在打鼓新场一带严密布防堵截；一旦飞机通讯袋投到，红军行动的情况明了后，吴奇伟纵队取直径向黔西西北地区挺进，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浑元纵队主力“跟匪猛进”。[29]
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3月8日派出一支向西的疑兵，就是要让蒋介石坚信自己是对的，不要变化自己的部署。
这支疑兵起作用了吗？应当起作用了。
3月9日凌晨，红军前敌司令部连续发出两道命令。凌晨2时，要求九军团向刀靶水警戒，三军团查明倒流水敌情。
凌晨3时，向部队通报敌情：9日这天，周浑元3个师要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军委决定攻击长干山之敌。
主要猎物要离开巢穴出动，终于等到收网时刻了。
军委命令：一军团和干部团由西北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并以一部截其与倒流水的联络；五军团为中央队，取道八流水、鸭溪，向倒流水前进。各兵团除五军团外，统限于3月9日14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攻击。强调应注意防止敌人回窜坛厂，如敌向南或西南退却时，应有计划地逼追消灭之。
据国民党军的侦察飞机报告，9日这天午后，发现一支有数千人的红军，由鸭溪向遵义东进。[30]这是毛主席故意安排的疑兵，还是飞机侦察时红军部队原地向后转带来的疑兵效果，说不大清楚。8日那天，红军大张旗鼓地向西，要打打鼓新场；今9日，又有数千红军大张旗鼓地向遵义东进。周浑元出动3个师到长干山、倒流水一带，应当更加安全了。
但诡异的是，3月9日上午，[31]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长干山指定地区后，却没有发现周浑元主力，只有他两个营的警戒部队，当即尾敌追击亦没打成。[32]周浑元非但没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反而大部分退到桑树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大意外呢？问题出在哪里？
头天上午疑兵西进后，侦察飞机报告蒋介石了。但到中午，周浑元却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新情况：红军“似仍在鸭溪、白腊坎一带”，[33]情报来源于何处不清楚，却非常准确。3月9日午后，飞机发现数千红军东进遵义，仍向蒋介石报告，红军主力“似仍在遵义西南的鸭溪、白腊坎一带”。[34]
这个情报很重要也很及时，让周浑元3个师没有向长干山一带运动，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也让蒋介石对红军作战意图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据蒋介石日记3月8日记载：“为防匪西窜，又加飞机误报，故焦急非常，事后乃知匪仍伺伏于鸭溪、枫香一带，以窥我周纵队之动作也。”[35]
这则日记说明，他本来已经认定红军要向西，此前侦察飞机也确认红军向西。但周浑元传来的情报让他警觉，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并没动，等着收拾周浑元那3个师，让他非常焦急。这样一来，就能理解红一军团9日到长干山、倒流水攻击周浑元部扑空了。
周浑元又一次逃过覆灭命运，蒋介石又一次避过给他挖好的坑。周浑元8日中午的情报，还有侦察飞机的报告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亲自指挥后，国民党军情报工作明显好多了。
这第二局，毛主席先是声西、后是声东，蒋介石的判断又一次出错，但在即将达成目的时被识破，歼灭周浑元的目的又一次落空。
两次打周浑元没成功，还暴露了红军主力就在鸭溪一带。
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要在遵义与他决战，或是先击破周浑元部再往西逃跑。由此又进行新的部署。
3月9日晚，薛岳根据蒋介石意旨下令，在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36]命令判断：红军大部仍在遵义以西的鸭溪、枫香坝一带，红军先头部队已在长干山与周浑元警戒部队接触，因此“有佯犯长干山而企图西窜之势”。
薛岳部署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如果红军正面攻击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可引红军到桑树湾本阵地以求决战，并把红军仰留拖住，以俟各纵队到达。10日，吴奇伟纵队从开始转移兵力，欧震师进至大渡口，梁华盛师进至息烽；11日，唐云山主力配置茶山关、大渡口线及懒板凳、刀靶水各地，余一部随纵队前进，韩汉英师守备黄沙河、六广渡、鸭池河外，其余集中在大渡口、刀靶水一线，等待命令逐步向遵义城推进，如果遵义城没有红军则向鸭溪前进；孙渡纵队在原地构筑工事候命，进至打鼓新场以西地区，相机向西窜红军腰击；王家烈纵队除一部仍守西安寨、打鼓新场一线外，主力相机向红军腰击，务必与周浑元纵队取得联络。
这是一个总动员。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北线桑树湾阵地拖住红军，吴奇伟纵队从南线和西南方向推进，滇军孙渡纵队在西线构筑工事堵截。川军郭勋祺师正从东北方向推进。值得注意的是，黔军王家烈纵队，处在中央红军主力西侧，在蒋介石对红军大包围圈中间，各路部队攻击的交汇之地。
第二套方案是：如果攻击周浑元纵队系佯攻部队，红军攻击的主要方向不是周纵队，红军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场、具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此时，应由周浑元、王家烈两纵队不失时机急起夹击，吴奇伟纵队进至乌江北岸后即取捷径向红军蹑追，孙渡纵队仍进至打鼓新场以西地区腰击红军，务必歼灭红军于赤水河以东以南地区。
第二套方案基于红军对周浑元是佯攻，实则向西突围。他们预计红军向西的路线，是在赤水河以南地域，径直向西走。从这个方案来看，他们并没有搞清楚红军下一步会做什么、向哪个方向行动。
针对周浑元部署中的不确定，毛主席又生一计诱敌。
3月10日凌晨，中革军委接连发出两个部署电令：[37]
第一个电令讲：我主力红军10日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驻扎在西安寨的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浑元，求得决战。西安寨在红军主力驻地鸭溪以西，在打鼓新场方向，从鸭溪到西安寨步行距离近30公里。昨9日，一军团的攻击方向基本是向北，现在是向西攻击，但战略目标没有变化，仍是诱使周浑元部出动并求得歼灭。
军委要求之一：一军团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坛厂周纵队佯动，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侦察仁怀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一军团主力离开长干山往西走了，但要派一个营向北追周浑元部队，威胁挑战周浑元，引诱周浑元出来决战。
这次不同的是，诱敌力量不是一个团，而是红一军团主力。
对红一军团的部署还有一条伏线，就是侦察周浑元在坛厂的部署和工事情况，侦察到仁怀的路线和仁怀的敌情，触角已经到茅台赤水河附近。这是什么意思呢？毛主席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留有后手。
能引诱周浑元上当，集中全力打掉他，当然是最好的，这也是再占遵义后确定的战略目标。红军主力西进以来，用种种欺骗措施诱敌，就是为了这一目标。但在桐遵战役吃了大亏的国民党军，从上到下谨慎多了。
如果蒋介石、周浑元不上当呢？他只在那里不动，红军就等不起。包围圈越来越紧，出路在哪里？毛主席从来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派出小股部队向北，了解仁怀方向的情况，就是掌握情况在先，免得临时抱佛脚。
军委要求之二：三军团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断其向西通向泮水的去路，消灭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的模样。
为什么要又一次伪装进攻打鼓新场？军委电令讲得很明白：就是要调动周浑元出动，真实目标还是消灭周纵队。所以，红三军团在解决西安寨犹敌之后，并不是再往西进攻，而是回到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
电令同时告诉大家，因为黔敌企图截断红九军团向西的道路，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红九军团11日拂晓前脱离黔敌的迂回包围，主力集结于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寻找新的机动。军委仍在花苗田以西的苟坝。
红军主力集结地北移，放弃遵义的部队西进集结一起，全部靠近周浑元纵队，一旦他出动就难免灭顶之灾。如果第三次诱敌还不成，也为红军集中转移做好准备。
就在此时，党和红军领导层内部，作战方向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这个载入史册的分歧，起因于林彪、聂荣臻发给朱总司令的建议。
3月10日凌晨1时，在军委发出第二个电令部署之前，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发出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报，直接发给中革军委主席、前敌司令员朱德，提出一个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三重堰（靠近金沙县城的重新镇）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38]
林聂还提出了具体部署：红三军团两个团，用3天时间赶到三重堰，切断从三重堰到西安寨敌人退往黔西的路。三军团另两个团与一军团两个团协同，10日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两个团13时到达西安寨以西15里的泮水，断西安寨之敌退打鼓新场之路，三军团14时到达西安寨。11日，一、三军团各两个团到达打鼓新场。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周浑元纵队。五军团为总预备队，11日到达打鼓新场。
林聂建议的要害，在于改变了既定作战方案。把西面打鼓新场这个红军诱敌的攻击方向，改变为红军主攻方向；把北面周浑元这个主攻目标，改变为佯攻目标。还要一路往西再往南，最后打到黔西的三重堰。
这是作战方向的重大改变，需要中央开会集体研究决定。
3月10日，张闻天在狗坝（今苟坝）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共有20多人参加。这就是著名的苟坝会议。
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主席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39]再就是，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40]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毛主席力主不打，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并作出取消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41]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时代理。[42]
这个会议应当开了整整一天，可见讨论之细致，争论之激烈。最后以表决的方式，绝大多数肯定了林聂建议，否定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取消他的前敌政委职务。但这只是苟坝会议的上半场，当天晚上还有下半场。再次开会时，全都同意不打打鼓新场，并恢复了毛主席的前敌政委职务。
据周恩来回忆：“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去，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43]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这段曲折，是在延安时张闻天跟刘英谈的。[44]
时任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戴镜元回忆更详细：毛主席认为，黔军在打鼓新场设防有一段时间，筑有坚固工事，川军从旁策应，滇军12日又快赶到与黔军何知重、犹国材部会合，周浑元纵队也很快出我侧背。我军12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强攻打鼓新场，如同啃一块硬骨头，将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军应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10日深夜，毛主席建议周副主席缓发作战命令。他还讲到一个关键细节：“10日23时，我获取最新敌情证明毛主席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45]
时任军委二局参谋李作鹏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情况：“此时，我局破译了多份敌军重新调动部署的电报，电报表明，敌军正大规模向打鼓新场调集，周恩来将刚接到的二局情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发电各军团，停止西进，不进攻打鼓新场。”[46]
戴镜元回忆中还说，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是11日凌晨2时。会上，首先通报了敌军最新行动情况，接着毛主席说服了与会同志，大家完全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周副主席说：“如果按照政治局会议多数同志最初的意见，贸然发起进攻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洛甫同志说：“经过有关打鼓新场战役的争论，使我越发感觉到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比我们要高出好几筹。”[47]
如果戴镜元、李作鹏的回忆准确，那就是毛主席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和朱德接受毛主席缓发作战命令意见在先，得到军委二局破译情报印证毛主席判断正确，下决心不打打鼓新场在后。
因为那天夜里，连续发出了3个电报。
第一个电报，是3月10日21时发出。军委电告各军团，野战军要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围绕这个目的：五军团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一线；一军团集结于平家寨、子房、甘溪地区；三军团集结于花苗田、枫香坝；九军团11日拂晓前脱离娄山关以南泗渡镇的黔敌，转移到遵义通毛石坎的路上拒止敌人。[48]
这个部署，基本是要求部队原地待命，集结在仁怀一带周浑元纵队附近，没提打鼓新场方向的事。这应当是接受了毛主席缓发命令意见的体现，但相关部署要求表现的很含蓄。
第二个电报的时间，是11日1时30分，以朱总司令名义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告他们：据昨前两天情报，犹国材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打鼓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再旅则跟进。依据此情况，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部和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于昨日21时发出电令。最后要求他们按照此电令行动。[49]
这个电报是解释性的，应是10日23时破译情报，还有二局之前情报的综合分析。把面临的敌情讲清楚了，就已经证明毛主席判断正确，打鼓新场不能打。这里只是说12日红军才能赶到，打打鼓新场已经失去时机，没有讲的一个问题是，即便红军提前一天或半天赶到，就能顺利消灭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守军吗？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攻坚极为困难，也是极力要避免的。如果短时间不能攻下打鼓新场，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红军该如何跳出包围圈、如何转移到安全地带呢？
第三个电报，是11日凌晨2时发出的。军委要求各兵团到达集中地点后，应即进行下列道路的侦察：五军团，由长干山、大王寨经太阳坪和骑马山到平坝、楠木坝的道路，骑马厂到罈厂的道路，平坝到仁怀的道路；一军团由平家寨经何家湾到三合土、罈子口的道路，由纸坊、干溪经黄金坝和三元场到二郞坝的道路；三军团由花苗田到三元场的道路。[50]
这个电令，已经不是打鼓新场的问题了，而是明确下一步怎么行动。五军团侦察方向，在仁怀及以东以北地域，已经到茅台镇附近；一、三军团的方向还是以周浑元纵队为中心。
在鸭溪一带，每天都要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最后还搞出了一个打打鼓新场这样的错误决定。多数人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这种决策机制显然难以应对作战需要。军事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回忆：在渡乌江之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我当时很赞成。我也觉得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我自己对军事又完全是外行。[51]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的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52]
成立新的三人团的时间，一般说是“渡乌江之前”，但张闻天年谱记载是3月11日至12日。[53]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这个时间节点，既符合在渡乌江之前的说法，又反映了改变军事决策机制的紧迫性，应是合情合理的。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出席会议的人员还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会议。会议确定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主席，他眼疾手快，拉着毛主席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在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突袭过后，继续开会。[54]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苟坝会议前后的决策转折，让人感慨良多。
首先，林聂建议应当具有一定合理性，否则不会得到领导层绝大多数的支持。毕竟，诱惑周浑元纵队在运动中消灭的目的，数日来没有实现。桐遵战役教训了敌人，他们的行动非常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工事，很不容易打，红军已经在鸭溪一带徘徊数日，没有找到歼敌机会。林聂建议打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把佯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换个思路未尝不可。王家烈黔军是刚被红军教训过的软柿子，大家认为有一定把握。
毛主席不同意打打鼓新场，为什么得不到认同？毛主席在会上提出的理由：一是不能“啃硬的”，打鼓新场设防已经有一段时间，筑有坚固工事，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打这种攻坚战是很困难的；二是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川军可侧击红军，周浑元纵队也会出我侧背，搞不好会陷入重围。还有一点应当是，打鼓新场位于诸路敌人的合击点上，所以不能打。毛主席后来说：“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而要位于敌之一翼。”[55]不能被敌人包了饺子，搞得里外开花。
这些道理很客观，大家应当都知道，为什么还是都不同意毛主席的主张，最后只有他一个孤家寡人的坚守？
或许，是桐遵大捷后的群体性轻敌？打出了胜利自信，也打出了对敌人的轻视。毛主席后来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曾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56]
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打打鼓新场怎么办？如果周浑元纵队调不出来，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该怎么走？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打算？这也是不同意打打鼓新场必须明确的问题。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更多注意，但看到毛主席讲苟坝会议的过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更关键，更容易让大家不理解、不同意。
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毛主席给大家讲工作方法时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
然后举例：“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以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57]
这个“要到四川绕一个圈”的主张，在过去的苟坝会议述事中，大都被忽略甚至没有提及，但却有可能是毛主席被孤立的根本原因。因为，不打打鼓新场只是改变打击方向和对象，的确有打不下来和被四面围困的危险，但这只是在原有战略目标下如何趋利避害的抉择，是能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面临的危险；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则意味着战役计划的改变，不但不打打鼓新场了，连之前几番要诱惑消灭的周浑元纵队，也有可能虚晃一枪不打了，还要三渡赤水进入川南一带，或许还讲了四渡赤水的出奇打算。
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太匪夷所思，简直是脑洞大开，理解起来太不容易了，给大家解释清楚为什么也太不容易。因为提出这样离奇的主张，在会上遭到全体领导同志的反对，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让人感动地“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和“半夜里提马灯”去说服周恩来。以不干前敌总指挥来力争，现在被一些人歪曲为脾气、意气之争，是简单粗暴和独裁霸道，这太过于用自己的心胸来度量伟人了。实际意义恰恰相反，那是在生死存亡关头，把正确决策看得高于一切的壮举。不要以为那是坐在书房里进行没有生死感的清谈，那是在你死我活的真实战场上，蒋介石四面张网要消灭红军，红军要冲出包围求得生存和胜利，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不同意见互不妥协，都是因为事关党和红军命运，事关生死存亡。当看到红军有可能会陷入覆灭的灾难，毛主席陈述道理不能说服大家时，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当“力争”的本钱呢？只有豁出来，刚刚上任才6天的战役前敌总指挥不干了。
但是，这孤注一掷的举措当时没有达到目的。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还是给否定了，并且通过会议表决的多数，免去他前敌总指挥职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几个主要领导者反对，而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同情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即便你代表着真理和正确意见，还有力量继续坚持下去吗？毛主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坚忍与奋斗。
那天晚上会散了，自己的意见和前敌政委职务都被否定了。一般人或许是伤心、气愤、躺平和绝望，而他却没有。在漆黑的夜里挑起一盏马灯，踏着山间稻田里泥泞的小路，磕磕绊绊地走了近一个小时，从自己住处来到周恩来和朱德住处，去做最后的说服与争取，哪怕是先暂缓下命令也行，这一次他成功了。紧接着，军委二局破译的情报也来了，证实了他对敌情的预判。领导们再开会讨论时，很快就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并恢复了职务。
苟坝的那盏马灯啊，象征的是真理和责任，照亮的是生死路！
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说明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一定要充分尊重并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说明有时个人意见不被认同不要着急，或许稍缓一下、过一个晚上或者换一种方式，就能够说服大家形成共识；说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开大会搞民主讨论不但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必须改换一种适应战场的决策方式。
第三，矛盾以极端形式爆发出来之后，反而更能促进解决问题。苟坝会议之后，张闻天越发感觉到，毛主席比他自己在内的其他人，在军事上要高出好几筹，自己对这件事处理失当，军事领导要改变指挥机制和办法。周恩来也认为，如果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共识，使改变红军军事指挥机制成为必然，新“三人团”顺利建立。
据毛远新回忆，1972年5月毛主席对他说：“遵义西边有个叫鸭溪的地方，鸭子的鸭，溪水的溪。总理找到我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他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说要我来可以，但要给我全权，那种集体讨论表决作战方案的办法利小弊大。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别人不服怎么办？他说他去说服政治局，说服彭德怀和林彪。”总理主动找主席谈话后，由主席取代他成为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并由主席为首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无须再经政治局讨论表决，就可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了。[58]
新“三人团”成立之后，不用那么多人每天开会决定军事问题了，军事指挥权力更加集中，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军事指挥也更加顺心应手。
从3月5日起，红军主力开进到鸭溪一带，两次诱敌被识破，周浑元畏缩在据点里不出动，无法找到运动中歼敌的机会。以致在3月10日苟坝会议上，出现打打鼓新场的多数意见。
虽然最后打打鼓新场被否定，但面临局面并未改观。
3月12日晚上，毛主席等离开狗坝到达青坑。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59]
这个战略方针最大的变化，是“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此前两次渡赤水河都是在下游河段，而红军现在的位置是在赤水河上游，此时提出以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利用赤水河做文章的意图已经明确。在苟坝会议上，毛主席讲“要到四川绕一个圈”，这个设想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共识，开始成为战略方针。
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军事行动，顺利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呢？
3月12日，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转移到仁怀东南及以南地区消灭王家烈部，以寻求对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的机动，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并部署各军团12至13日到达地域。
这个部署是向西进攻，说到底还是通过打王家烈引蛇出洞，调出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赤水河上游渡河点。应当说起到作用了，把周浑元从长干山、坛厂一带调到西面的鲁班场，调离离仁怀和茅台渡口了。
12日8时左右，周浑元发现红三军团到平占坝附近，有“经打鼓新场、黔西向西逃窜”的样子，立即命令5师出动追抵鲁班场；命令13师两个连，经鲁班场、三元洞、毛坝前进到九昌坝后，以排为单位潜伏截击。13日，周浑元又以堵截红军“西窜”为目的，命令5师在鲁班场西北守备并构筑工事，13师经鲁班场向三元洞搜索前进，96师也移驻鲁班场附近取待机姿势。[60]
就在周浑元部转移到鲁班场当晚，13日19时，彭德怀、杨尚昆给军委建议：以时间仓促，地形、敌阵地配备工事以及自己的物质（重武器）考虑，我们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如攻击周敌，吴敌必进长干山以西；如我打吴敌，周敌有乘机占领坛厂及其以东原有阵地的可能。我野战军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61]
这个建议提出时，毛主席还没有决定打鲁班场，打鲁班场是在此之后的事，不能说成是对鲁班场作战的不同意见。
既然提出不同意见，就要有个说法。当日20时，朱总司令发电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告知他们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依据目前的情况，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域，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同时指出：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62]
基本一致的是：控制赤水河上游作转移枢纽。
较大不同的是：中央政治局战略方针是先打再渡，向西南打黔军王家烈，调动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出来打，同时控制赤水河上游，一般不把滇军和川军当主要打击对象。而彭德怀、杨尚昆的意见是，不再打周浑元和吴奇伟，迅速脱离他们从茅台西渡，到赤水河以西与滇军、川军打。
彭德怀、杨尚昆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互为倚角，符合蒋介石的战场预设。攻周，吴敌向长干山以西；打吴，周敌有乘机占领坛厂及其以东原有阵地，最后就是对红军包围圈越来越小。
但问题是，周、吴离茅台渡口那么近，不打懵他们能顺利渡河吗？
过4个小时后，当日24时半，中革军委又调整作战部署，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入打击视野。军委致电各军团：估计明14日，敌周浑元部向吴马口前进或回占坛厂，王家烈部固守平桥待援或撤退，吴奇伟两师有由鸭溪开长干山的可能。因此，我野战军决于14号转移到长干山附近伏击，消灭吴敌两个师，造成有利的战局。
要求一军团及干部团（由林聂指挥），应以伏击吴敌为目的，限12时前转移到长干山西北及以北伏击阵地，向东南及西南突击。并指出，此战关系全局胜负，各部须按时到指定地区，并干脆于14号半天解决战斗。
朱总司令还对大家说：他率军委直属队，明日拂晓由头道水转到长干山以北山地指挥。直接到前线实施指挥了。
全力以赴地打击吴奇伟部，依据是蒋介石刚发出电令。
13日22时左右，蒋介石发特急电令给各路将领：红军主力似仍潜在长干山附近及南北地区，有与周浑元纵队决战，乘机西窜模样。他要在这一带聚歼红军，具体部署：
一是郭勋祺师，留3个团以上的兵力守遵义城，其余主力向遵义城以西靠近长干山的两河口方向“兜剿”，16日占领两河口，如果红军西窜，应跟踪“追剿”。
二是吴奇伟纵队，由鸭溪向西北方向的白腊坎、枫香坝、花苗田方向“兜剿”，15日前占领白腊坎，如红军西窜应跟踪“追剿”，并归周浑元代总指挥之指挥。
三是周浑元纵队，派有力一部占领平坝营或大坝，其余主力仍控制坛厂附近，准备南向毛坝，北向大坝地区进出追剿。
还要求凡驻扎在长干山西南方向西安寨、三重堰、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各部，一概归周浑元指挥。[63]
蒋介石要收网了，但他让吴奇伟占领白腊坎，速度却慢得让人怀疑。
从鸭溪到长干山，步行距离30公里多一点。按理，吴奇伟纵队半天多就能赶到，红一军团在那里等着伏击他们，准备用半天解决战斗。但按蒋介石要求，从鸭溪到白腊坎10多公里，可以两天赶到。从白腊坎到长干山还有近20公里，要用多长时间呢？这样的速度，红一军团等不及。
即便如此行军速度，蒋介石还是不放心。过了两个小时又变了，当日24时半，蒋介石电令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不可随意轻进。[64]
这等于直接叫停周、吴行动。出现如此重大变化，是因为蒋介石突然有了新判断：如果还未发现红军主力窜向，就是尚潜伏在仁怀、坛厂四周。与其判断红军从毛坝之路西窜，不如判断红军要从坛厂东北方面线窜平坝、大坝，然后转向赤水的公算为多。
基于此判断，蒋介石部署：对花秋坝、牛渡滩、大坝向赤水的道路要特别注意。周浑元主力必须待情况明了方可大举。吴奇伟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浑元或吴奇伟部，如闻一个纵队与红军激战，其他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尽净。
3月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给吴奇伟发电，要求他到鸭溪后主力向左翼延伸，努力与周浑元纵队，黔军犹国材、何知重、柏辉章各部，遵义郭勋祺部联系。他还讲了一个重要作战原则：
“匪即未窜去，则我军可以从容部署，严密兜剿，不必过急。”[65]
晚10时左右，蒋介石的判断还是，红军要在长干山附近与周浑元纵队决战或者乘机西窜，决心是乘机聚歼红军，或是跟踪“追剿”。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变成红军不是西窜，是从坛厂东北方面转向赤水。
这个判断很有先见之明，已经正确认识红军三渡赤水的实际方向。此时，连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不一定很清楚。
但问题来了，蒋介石的变化发生在夜间10时至12时，不可能是红军行动被飞机侦察而暴露企图。他说，红军通过坛厂向西会被发现，所以转向东北赤水的公算为多，这个突然觉醒有点怪，此前就没想到会被发现吗？或许是收到了其他渠道的新情报？情报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谜。
此前，3月12日晚，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巡查组长王道基叛变投敌，向周浑元供出一些情况。但这个叛徒只是讲，12日红一军团数千人在井坝附近，还讲红军尚有2万余人，各军团整编为4个团，每连编足120人等。还讲9日那天，红军主力在长干山伏击周浑元扑空。[66]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其他情况他也不知多少，很难说他的供述改变了蒋介石的判断。
既然蒋介石已经比较准确的判断，要从容部署“兜剿”，不必过急。红军在长干山附近伏击消灭吴奇伟两个师也就不可能了。
这第三局的较量，因蒋介石深夜改变主意而放空。
四面包围还在不断紧缩，红军该如何脱出险境呢？
打吴奇伟纵队不成，毛主席又使出三渡赤水前最险绝的一招。
3月14日22时，朱总司令急电各军团：周浑元纵队3个师现在鲁班场、三元洞地带，其主力在鲁班场，第13师之一部似在观音场，吴奇伟两个师明天有可能到枫香坝。我野战军决于明15号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而以小部在枫香坝监视吴敌。[67]
也就是说，15日这天，中央红军集中力量打周浑元纵队，而不再是打吴奇伟纵队。要打仁怀西南、长干山西北方向的鲁班场，不是到南面的长干山等待伏击吴奇伟。
作战部署分右翼队、左翼队、总预备队：
右翼队：第一军团、第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之左侧背及左正面，第一军团教导营应监视和相机消灭观音场之敌，并切断其通仁怀交通。
左翼队：第五军团及彭雪枫指挥的三军团两个团。董振堂、李卓然指挥，由西南协同第一军团突击该敌。彭雪枫应以一个营，进攻并吸引三元洞之敌向南出动，主力则从鲁班场、三元洞之间突击，并向五军团主力靠近。
总预备队：第九军团主力。由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于明9时前赶到坛厂。另一团带小电台，由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于明日12时前出枫香坝以东地区游击佯动，监视吴奇伟，并迟滞其向西进。
野战军除预备队外，均归林彪、聂荣臻指挥。
一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应于3月15日上午开始攻击，但左翼队之左翼部队（彭雪枫吸引三元洞之敌的一个营）应在8时开动。各军团后方应在坛厂、桑树湾地段，受张云逸指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坛厂附近指挥作战。
曾任红三军团四师特务连副连长的谭光荣回忆，攻鲁班场时，在枇杷堰一间院子见到朱总司令。他对大家说：周浑元的枪弹很多，我们把它夺过来补充我们。[68]
倾尽全力对鲁班场的攻击能成功吗？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
还有一件事：13日深夜，王家烈向蒋介石报告，他手下旅长犹禹九说，一个红军俘虏供称，在打鼓新场附近的平桥作战，是彭德怀全部，约5000余人60挺机枪，企图窜过横江，共计4万人以上，以万余牺牲，渡过横江后，能存1万，即算成功等语。[69]
这个俘虏是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供述的情况不准确也不真实。但是，这个不准确情报，却对蒋介石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判断。
15日上午10时左右，蒋介石下达电令说：据俘虏供称，红军企图窜过横江，以4万人能存1万，即算成功。现红一军团在井坝，红三军团在平桥，是“匪急西窜无疑”。此种情势，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或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
蒋介石还严令吴奇伟：部队到枫香坝后，主力不得停留片刻，应即向太平场、井坝道路转进（从枫香坝到井坝是西北方向，步行距离14公里多），如遇红军后卫拦阻，更应猛力冲击，并设法绕至后卫两侧，竭力抄袭。
因吴奇伟14日电报说，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时，如“有匪阻我，前进即止”，让蒋非常不高兴，严厉训斥：“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此世。”[70]
蒋介石还给孙渡下命令，要他在打鼓新场以西的瓢儿井东南方设伏，在那一带大森林中“分别设伏，预备沿途截击，必奏大效”。[71]
仅仅过了一天半时间，蒋介石的判断发生两次方向性变化。
本来的判断是“西窜”；不到两个小时后，深夜变为“从坛厂东北方面转向赤水之公算为多”；从深夜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主力攻击鲁班场，再加一个“俘虏的供词”，又变回红军“急向西窜无疑”，要求迅速向西追击不得停留片刻，对此前按他旨意缓慢前进的吴奇伟严厉训斥。
如此频繁变化，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很难说有什么正确判断了。红军行动飘忽不定，已让蒋介石不知所措，只能被动跟着毛主席的指挥棒转。
不过蒋介石还是很努力的，不厌其烦地强调细节：要求各部队加强联系，各种通信手段与符号，皆应从速规定。枫香坝与坛厂之间应速打通，并须构筑相当据点，使红军不能再由此东窜。此时暂勿谋急攻，而谋堵截完备，一俟联系完成再图积极进攻，但切勿令其漏网。
与此同时，薛岳也发出加速构筑碉堡的部署。强调这是肃清“土匪”之根本办法，否则红军东来西窜自如，他们将疲于奔命。指定各地每处碉堡至少要有9座，王家烈、孙渡等各地封锁线即日开始，限期完成。[72]
他们想得很严密、很周到，真的要让红军插翅难逃。
从3月12日开始，周浑元纵队各师陆续向西移驻鲁班场，要在鲁班场及附近阻止红军西进。[73]他真的等来了红军主力。
据他自己的报告：3月14日晨，红军先头部队逼近他的阵地，并与他的警戒部队接战。15日下午2时左右，红军后卫部队分头进入鲁班场，他的全部阵地与红军开始激战。[74]下午4时左右，红军开始进攻鲁班场东北阵地，双方处在相持状态。[75]
时任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上将回忆，红三军团一部配合红一军团突击鲁班场，激战4个小时后撤出战斗了。[76]
也有研究者说，红军主力那天15时发起总攻，激战至17时半。[77]
总之，红军在鲁班场激战不到一个下午，因周浑元部队依托碉堡及地形固守，强攻未果。还会继续打下去吗？
或许，本来就没想要打下来。当晚10时，朱总司令急电一、三、五军团首长及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我野战军主力应立即乘夜转移到小河口、坛厂、仁怀、茅台地域，限明16日午前到达。又致电罗炳辉、蔡树藩：九军团（缺两个连）明16日应在倒流水、长岗山、桑树湾地段有力地节节迟阻吴敌前进，以掩护我主力转移，并准备明晚到桑树湾待命转移。[78]
这不是蒋介石预想的从鲁班场向西，而是从鲁班场到茅台镇渡口，向东北方向步行22公里。从3月15日晚10时到3月16日，红军主力撤出鲁班场后，主要任务就是袭取仁怀并到达茅台渡口。
3月16日18时，朱总司令下达了再次西渡赤水命令，要求全军于16日晚到17日12时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各兵团渡河安排：
1、干部团应于16日17时（他们当天早晨就到了）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进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担任全军渡河司令和政委。干部团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日4时至5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20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
2、一军团应从16日18时起到22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30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
3、军委应从16日22时起至24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15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
4、三军团应从16日24时起至17日4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30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
5、五军团应从17日5时至7时渡完，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律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五军团于17日4时前接替干部团掩护渡河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
6、九军团应从17日9时至11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10里隐蔽休息。
这个命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河分别向西、西南、西北方向行军，在30里、20里、15里、10里的地方隐蔽休息，渡河后的地点电告军委。
按照这个要求，从16日17时干部团布好渡河阵地，到最后九军团于17日上午11时前渡完，一共16个小时，行动非常迅速。
从茅台镇三渡赤水，给中央红军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时任干部团政治部主任、上干队政委莫文骅中将回忆：红军主力在鲁班场作战时，他和上干队队长萧劲光一起，带着上干队和工兵连连夜直奔仁怀县城。仁怀守敌只有国民党地方部队一个连，发起攻击后敌人逃窜，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仁怀县城。吃完早饭后，又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赤水河的河面约10多米宽，不可徒涉，原有简易木桥，但人马多不易通过。他们就在此基础上架起浮桥，以方便红军主力通过。[79]
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上将回忆：为调动和迷惑敌人，决定三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发。朱德提出，要陈士榘指挥教导营和军委工兵联合架桥。毛主席赞同地点点头说，请总司令决断。茅台镇原来有座铁索桥，在红军赶来之前，敌军飞机已将连接铁索的船只炸掉。经过发动群众，热情的群众不仅献出盐船，还捧出当地特产茅台名酒为红军壮行，有酒量的痛痛快快地过了茅台瘾。由于连续行军，不少人打烂了脚，即用脸盆盛酒轮流洗泡。指战员们情绪高涨，一连架起两座浮桥，并铺设了一个徒涉场。中央军委首长首先通过浮桥，毛主席见到他们打趣地说：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真的过了茅台瘾啰。[80]
据毛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回忆：到了仁怀以后，毛主席开玩笑地说，到产酒的地方了，要喝酒的赶快喝。主席的马夫老于，用个长竹筒把中间打通以后装酒，抬着走，就像机关枪，这次数他带的酒最多。那时到仁怀，群众没有怎么走，因此可以大量的买到酒。过了仁怀后上山，我和主席在小庄休息，因敌机轰炸村庄着了火，尽管我们大力抢救，村庄还是被烧完了。主席在这里亲自参加了救火。[81]
令人不解的是，红军此次大规模转移行动，蒋介石却没有发现。
3月16日凌晨1时，红军主力已开始从鲁班场撤离转移，他还电令前敌总指挥薛岳，部署周浑元、吴奇伟等在鲁班场夹击红军。
蒋介石给薛岳的电令说：周浑元15日下午4时左右报告，红一、五军团进犯鲁班场东北阵地，现仍相持，已经告诉他要固守，待机出击，并防止红军一面牵制，一面掩护其主力西窜；吴奇伟15日报告说，他们在枫香坝与红三军团对战，已经令他继续攻击前进，只要稳扎稳打，定操胜算，希望早与周浑元部夹击红军；已令川军郭勋祺师，由两河口向坛厂、鲁班场转进兜剿，如果遇到红军与吴奇伟对战，即就近侧击；望转令滇军孙渡纵队，仍在原地严密堵住红军西窜；已经电令黔军王家烈纵队固守原线，防止红军西窜。他要求薛岳，要多派小组游击队，遍地活动，另派有力一部，向鲁班场方面北进声援。又一个包围圈已经形成。
蒋介石自信满满地说：“此次运用得法，乃聚歼良机。”[82]
直到3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红军主力已接近茅台，蒋介石给龙云的电报中还说：在鲁班场攻击周浑元纵队的红一、五军团，还有在枫香坝阻击吴奇伟纵队西进的红三军团，均被击退，判断红军“终必乘隙西窜”，要孙渡纵队在大定、黔西线防堵，并侦察古蔺、仁怀情况。
此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被击退了，但他判定红军的退却方向是大定与黔西，在打鼓新场西南地区。红军头天晚上10点就撤离战场，走的是与蒋介石判断完全相反的方向。
即使3月16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侦察飞机报告，发现仁怀、茅台间聚集着大量红军，而且有2000多红军已经由茅台渡河，蒋介石仍坚持认为，红军“必继续西窜”，部署孙渡纵队主力集结于西南方向的毕节附近堵剿，王家烈纵队也在黔西、打鼓新场一线并延伸到大定防堵红军。[83]
16日这一天，从凌晨到晚上，蒋介石的判断一直没有改变，防堵重点依然在西南方向。在他真的不相信红军转向东北时，红军真的向东北跑了。
谋略算计之妙啊，都在这精准拿捏对手心理的极限中。
直到当日22时左右，蒋介石才下令改变部署。电令说：综合当日情报得知，进攻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红军，大部分已经窜往仁怀、茅台，先头部队1000余人已经渡过赤水河西去；一部折向永安寺分窜；长干山一带仍踞甚多，分途阻其追击。由此判断，红军主力由仁怀方面渡过赤水河西窜，要求各部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84]
此时，蒋介石已经清楚地知道追不上红军了，只能到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地区再作打算。因为，这个命令发出时已经是16日深夜，部队不可能行夜路几十里去冒险追击，而到3月17日中午，中央红军已经全部从茅台镇渡过赤水河，又一次消失在川南古蔺地区的大山中了。
蒋介石是如何认识自己失算失策的呢？看看他的日记很有意思。
他3月15日的日记写道：“一、周放弃潭厂（坛厂）而守鲁班场，是为失算，匪向仁怀东北逃窜乎？”“周放弃谭厂诱匪东北向，或能将错就错，转祸为福乎。”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周浑元主力去守坛厂以西的鲁班场，让他担心红军会不会从坛厂东北方向跑掉。他有了先见之明，而且还幻想可以转祸为福。
他3月16日的日记写道：“一、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於东面乎。……伏兵之重要而周浑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围网中之匪，乃周忽放弃谭厂与仁怀，纵其西窜，痛心极矣。”[85]蒋介石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已经四面包围了红军，最后却让红军从茅台跑掉了？他把罪过完全怪在周浑元头上，认为是周浑元“不足教也”，似乎忘记了自己这几天发过的数道命令，而且他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部属是没有决定权的。
蒋介石日记，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文过饰非，是做过修改的！
按理，红军主力从鲁班场撤退后，占据兵力优势的国民党军16日应当乘势追击的。为什么那么多国民党军不能及时反应呢？除了红军设置阻击和疑兵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来自蒋介石。
桐遵战役后，国民党军被红军打怕，改变了指挥方式。从3月3日开始蒋介石统一指挥，明令“如无委座令，各军不得擅自进退”。[86]这样一来，指挥高度统一了，指挥权威性大大提高了。但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部属不能随机应变，不能自主做出反应，又带来新的致命弊端。
3月14日下午，孙渡曾经向龙云报怨：各长官命令旨意，时有冲突，如均遵照，实感困难，欲折中办理，亦有不便，以后可否请示委座，或径由均座令之，将职部暂归薛岳就近指挥，以免往返贻误。
龙云第二天回电告诉孙渡：此间所有电令，均系奉转蒋电加以指导，一切机宜，仍概本蒋意。已经电请蒋以后电令由薛岳转，以免发生分歧。[87]
可见，自蒋介石统一指挥后，各级都是照转蒋的指令。
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博说：吴奇伟等在遵义失败后，纵队司令孙渡完全照转蒋介石或总指挥薛岳的电令，指示团营应到的地点。有一次，龚顺璧旅来到电令所指地点，被蒋介石直接打电话斥责。因此，我们各旅毫无按实际情况处理的一点余地，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地区急行军、旋磨打圈。有时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令兼程往西。纵队司令部就往返瓢儿井3次之多。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未见着。[88]
纵队司令孙渡说：因蒋派有“督剿专员”随军行动，监督执行，并调查各军内部的情况，故对执行蒋的命令，尤不敢马虎随便。正由于不敢马虎随便，往往造成部队极端的、无谓的疲劳。因为蒋的指挥，多凭飞机报告，而飞机又每每为红军所愚弄，报告多不确实。如红军明明向北行进，听到飞机来时，即向后转朝南行进，等飞机去后，又依旧转向北进。而飞机只看到红军的南进，即电蒋报告，蒋就根据报告令各军均向南堵截或跟追，并指定到达地点，限期赶到。各军虽明知赶到后，徒然累得人困马乏，依然扑空，可是不赶又不行，因为深恐万一他所指定的地点真的来了红军，你若不按规定赶到的话，则贻误戎机之责，就不能辞其咎了。到后如无红军，则又向有红军的地方赶，天天如此，几乎成了一个照例的公式。因此，只要红军方面略施一个小小的佯动，就可调动整个阵营戎马倥偬，动荡不已。[89]
从国民党军将领的感受中看出，蒋介石亲自指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战场混乱和投机，却又带来机械呆板、不负责任的被动执行，前线部队对战场变化反应滞后等问题，反而被红军统帅和部队巧妙机智地利用，这也应当是他们围追堵截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奇怪的是，鲁班场这一仗，蒋介石骂周浑元“失算”“不足教也”，让他“痛心极矣”，似乎毛主席也认为没有打好，该如何理解呢？
1956年9月，此战已经过去25年后，毛主席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讲自己犯过错误时举例说：“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90]
毛主席讲的是“茅台那次打仗”，但红军从茅台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喝了不少茅台酒，却没有打什么仗，在仁怀也没有打什么仗。再往前一点，就是鲁班场那一仗，所以一般认为是说鲁班场那一仗打败了。
红军在鲁班场的这一仗，15日下午两点左右开始，打到天黑，一共不过半天时间。当天，与吴奇伟在枫香坝附近“激战5小时”。红军全部主力都动用了，但战斗时间并不长，更像是全力以赴地打一下就走。
那么，红军伤亡情况如何呢？1935年3月19日，《云南民国日报》依据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16日电提供的消息报道：“赤匪1、5两个军团七、八千人，于15日与我军激战于鲁班场，我军大胜，夺获机枪2挺，步枪60余支，现正在追剿中。我军何知重部，于西安寨、泮水一带，与匪激战，已被我击溃，夺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和俘虏各数十，现尾追中。”[91]
红军15日晚主动撤退，16日一整天，从蒋介石到薛岳、周浑元等上下都不知道红军去向何方，薛岳16日为鲁班场“大胜”之仗发表的战况，可看作是对鲁班场一仗最没掺水的战绩统计。在数万人实施的攻防作战中，红军只出现如此数量的损耗，看不出鲁班场为什么是败仗。
几乎与此同时，薛岳还报告了一个数字，是由中央社南京17日电播报出来的。不是讲3月15日的鲁班场作战，而是讲14日“分五路追剿红军的战绩”。其中：吴奇伟在长干山附近俘虏（内报是毙伤）红一军团940余名，郭勋祺在干溪场俘虏红五军团1200余名，周浑元在永安关附近俘虏红三军团1720（内报是1240）余名，王家烈在平桥、坛厂俘虏红三军团300余名，孙渡由赤水一带沿途斩获还没有算上。[92]
这个数字夸张得不可思议。一天俘虏4160人是什么概念？在桐遵战役中，红军6个昼夜把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8个团打垮，一路追击100多里，俘虏数额才3000人，与俘虏规模相应的是国民党军被歼万人左右（依据国民党军自己统计的数据）。薛岳俘虏4160人的“伟大”战绩，等于把中央红军基本打没了、打散了，还用再打吗？这样的虚报战绩几乎无法收场，薛岳胆子实在够大的。
实际情况是，在鲁班场作战的前一天，红军14日并没有打大仗，本来要伏击向长干山开进的吴奇伟两个师，因蒋介石临时叫停吴奇伟行动没有实现。军委当晚改变部署，要求主力从不同方向接近鲁班场，准备集中力量攻击周浑元纵队。如果头一天红军几乎被打光了，还会有15日的鲁班场之战吗？
周浑元下属的几个师对鲁班场战役也有战报。5师报告，击毙红军400余人，俘虏伤兵1100人；96师报告，击毙500至600人，伤1000余人，俘虏32人；13师报告，击毙300余人，俘虏官兵36人，16日追击又击毙一百几十人，俘虏14人。加起来共击毙1400人左右，俘虏近1200人。[93]
各师上报的数字，已经超过薛岳数字10倍以上。反正红军已经走了，仗已经打完了，也没有人去核准，只要有胆量瞎编就行。
3月23日的《云南民国日报》又出一特讯，是周浑元提供消息，数字又增加了。说15日那天，他率领谢、万、肖3个师，以鲁班场街为中心，环市筑工事固守，大战终日，击毙2000余名，夺枪200余支，轻机枪两支，自己也伤亡近200人。[94]
周浑元的数字，比下属3个师报告的击毙总数还多600人。加上薛岳报告的14日战绩，算下来，已经快把红军打成负数了。
由此可知，16日侦察飞机发现红军到茅台时，为什么蒋介石仍然改变不了判断，这位统帅被内部的弄虚作假、谎报战绩之风直接坑死了。
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在重庆范庄和他们讨论时，才认识到“红军战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95]
可见，从作战伤亡及被俘数字来看，鲁班场之战不能算败仗。
但从中革军委14日部署来看，曾“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因周浑元有坚固工事防守，攻打不下。红军当晚10时撤出战场，迅速往仁怀、茅台方向去了。消灭周浑元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也不能说是胜仗。
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毛主席的用兵特点，从来就是争取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不是明知敌人筑有坚固工事还去硬攻。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而不是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硬拼。苟坝会议上，他拼尽全力反对打打鼓新场，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王家烈筑有坚固工事，为什么仅过了几天，自己要组织指挥这样没有胜算的攻坚战呢？真是让人看不懂了！
其实，只要把敌我双方的战略目的联系起来，就知道打鲁班场虽然要求部队“坚决干脆消灭该敌”，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应当是两次诱歼周浑元没有达成目的后，为红军突围转移谋划的一步妙棋。
3月10日凌晨下达作战部署时，就要求红一军团派出有力之一营侦察茅台方向的“仁怀路线网及仁怀敌情”，在这天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到四川绕一个圈”；3月11日，军委部署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3月12日，又部署“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地点”；3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3月14日，在部署进攻鲁班场时，要求红一军团教导营监视和相机消灭观音场之敌，并切断其通往仁怀的交通，[96]周副主席亲自给上干队萧劲光布置任务，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准备。[97]
毛主席要从茅台渡赤水河，再到四川绕一个圈，蒋介石没有意识到这个方向。3月13日深夜，蒋介石突然认定红军不是从鲁班场“西窜”，而是从仁怀东北方向转向赤水河，这个判断非常要害。在毛主席看来，这个方向不能被对手确认，这是不可以被轻易掐断的命脉。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决定15日向西打鲁班场，让红军全力以赴打了近一个下午。
打这一仗取得了什么效果？就是强制蒋介石又一次改变了判断。
他不再正确地认为红军会从坛厂、仁怀一带转向赤水河，而是错误地认为红军要从鲁班场“西窜”。他要求部队在西南方向防守、堵截、追击，与红军的实际行动方向南辕北辙。即使已经发现红军到了东北方向的仁怀和茅台，他都不改变认识。直到红军主力已经渡河过半，才认识到自己错了，不得不重新部署在古蔺地区新的包围。
周浑元明知红军已经撤离，为什么不敢大胆地向仁怀方向追击？因为红军几次要把他诱出乌龟壳歼灭，现在敢出来送死吗？如果这还是一次诱惑呢？还有蒋介石错误的“西窜”判断，也让周浑元不敢离开鲁班厂，最稳当的选择就是守在原地不动。
从这个意义来看，鲁班场这一仗非但不是败仗，应是难得的巧仗。
那么，毛主席说自己也犯过错误，为什么用“茅台那次打仗”举例？
理解这个问题也不难。红军3月5日离开遵义到鸭溪、长干山一带，目的是消灭中央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打开新的局面。为了此次战役的胜利，特设前敌司令部，任毛主席为前敌总指挥。但从3月5日到16日，十多天时间，几次诱敌设伏都没有成功，基本都是在最后关头被蒋介石发现，最后不得不从茅台三渡赤水。
红军没有歼灭周浑元主力，没有实现预定目的打开新局，毛主席说自己仗没有打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很高的打仗标准。
蒋介石想在这一带围歼红军，亲自指挥却屡屡上当，最后出乎意料地让红军从茅台跑掉了，羞恼成怒骂周浑元“不可教也”，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1]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1页。
[2]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页。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0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9页。
[5]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
[6]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页。
[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8]蒲老场地名没有直接对应，蒋介石电令中有老蒲场，靠近绥阳方向相近的地址应是蒲场镇。
[9]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页。
[10]这个步行距离数据，是通过百度电子地图自动测距得到，仅供参考。以下距离大都是相同方法得到。
[11]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5页。
[12]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13]《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1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4页。
[15]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35）》，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6年版，第78-79页。
[16]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17]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911页。
[18]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3页。
[19]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911页。
[20]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9页。
[21]《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著：《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22]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0-923页。
[2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3-924页。
[2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8页。
[25]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4-945页。
[26]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4页。
[27]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3-924，927-929页。
[28]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0，936-937页。
[29]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6-937页。
[30]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8页。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32]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斗争史长编（正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329页。
[3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6页。
[3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8页。
[35]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第499-500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347页。
[37]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页。
[38]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950页。
[3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49页。
[4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281页。
[4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475页。
[42]杨庆旺编著：《毛泽东军旅生涯》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43]《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44]《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45]戴镜元著：《难忘的岁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6]李作鹏著：《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47]戴镜元著：《难忘的岁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8]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1页。
[49]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
[50]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
[5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52]《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5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54]《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5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4页。
[56]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6-1907页。
[58]新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17日文章《毛远新|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
[5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49页。
[60]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4-1005，1007，1016-1017页。
[61]双石著：《非常轨迹：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62]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8，964页。
[6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4-965页。
[6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5页。
[6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66]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6页。
[6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68]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03页。
[69]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页。
[7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
[71]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6页。
[7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364页。
[7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5，1010页。
[7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页。
[7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76]《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1页。
[7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7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477页。
[79]《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0]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81]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186页。
[8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8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3页。
[8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85]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35）》，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6年版，第88-89页
[86]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603页。
[87]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2，977页。
[8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8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91]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页。
[92]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0，987页。
[9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7，1013，1017-1018页。
[9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7页。
[95]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357页。
[9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446-447页。
[97]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授权中闳教育发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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