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是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国家治理进行哲学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形态，其致力于将理论回归现实并关照现实。从文献整理的视角，毛泽东著作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双重语境中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以毛泽东著作为遵循，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探析，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
毛泽东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要批判地接收中国古代文化，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纵览其著作，无不彰显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鲜活注解与灵活运用。
（一）理论奠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之时，洞见了无产阶级站在历史火车头的主体进步性。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种有生命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而存在，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此，他参与创造历史、改造世界之对象性活动，而现实的人类活动也正是由这种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群众的活动，他们共同创造着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由此，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以彰显，正如晚年恩格斯言及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为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提出为人民服务与群众路线等思想提供了基本思路。
在戳穿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荒谬性和虚假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整个世界观的变革，提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重要论断，拨开了自我意识的思想迷雾，使历史破天荒地被置于真正基础之上，经济关系回到应然位置。此后，恩格斯为了打破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那种空洞乏力、抽象荒诞的经济决定论空话，丰富了其基本意涵，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就此而言，经济关系归根结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据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基本意蕴得以确立，既指认了经济的基础性与决定性，又界说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包括恢复与发展生产、土地改革等在内的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其余工作都围绕着并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号召人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等，都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应用。
马克思主义洞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指出工业革命的历史走向，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一方面，人类社会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分工由偶然性发展到社会性最后乃至世界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发明创造使生产力极速发展、变革和解放，所有人、国家、民族都卷入到世界浪潮之中，即使是最古老的、一成不变的国家与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亦不例外。“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普遍交往得以建立，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世界历史得以发展。有鉴于此，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因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是建立起以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命运为纽带的真正的共同体。毛泽东基于当时国际援助已初步形成世界历史理论，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因而提出抗日高潮与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国际援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人民和一切友好人民休戚相关的普遍联系。可见，这既延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又为解析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提供了辩证视域，描绘了未来美好世界。
（二）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民本思想。《左传》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意即上天产生人民并让人民树立他们的君主，是让君主来保障他们利益的。质言之，君主和国家要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罔顾人民。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孟子指出：土地、人民、政事乃诸侯三宝，而人民最重要，因为只有得到人民支持，土地才有人耕种，国家方才安宁，政事方才顺利推进，意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这深刻表达了人民之于国家、社会的主体作用，是对人民主体性的彰显。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始终重视人民群众，强调为人民服务、紧紧依靠群众、以群众意志为意志。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天下大同为目标。老子在社会和谐以及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上，提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意即应以大道作为准则，主张国家之间应当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境，不要兵戎相见，因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孔子提出“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同世界理想，认为天下是众人的天下，天下一家、人人和睦即是大同社会的特征。正是基于对大同理想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的有效衔接，认为“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通达共产主义和大同世界的现实路径，进而独特而深刻地提出永久和平理论，未来社会“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 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三）现实基础：当时中国的现实境遇
毛泽东出生、成长的时代是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剥削、备受奴役的时代，是旧中国注定要灭亡的时代。他8岁开始上学便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讲战争和强盗故事的”禁书有浓厚兴趣，13岁时已开始反感传统的说教。面对父亲权威与家长制，他对父亲做了“旧中国不公正社会秩序在当地的关键性人物”的基本判断。这种敏感与其说是以父亲为对象，毋宁说是对父亲所象征的现象的反思，他开始思考“如果家庭和村庄都像那样是分裂的，中国何以得救？”尔后，《盛世危言》一书让毛泽东“初次接触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的熏陶与影响;在如饥似渴寻找、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书本后，毛泽东毅然决定离开韶山学习更多知识以改造中国，并走上了开辟广阔思想和社会天地的道路。
随着当时政治形势变得更糟：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日本对中国不断进行蚕食、旧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毛泽东开始关注“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从而探寻旧中国何去何从之出路。因而青年毛泽东开始了诸如组织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反抗其他列强侮辱中国的抗议活动;他创建了“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下同湖南军阀张敬尧开展斗争，创建并编辑《湘江评论》等。当“一个新的社会才是最终的目标”思想觉醒后，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坚定“中国必须富强起来”的决心，毛泽东最终撬动了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点，引导中国和中国人民走出压迫和剥削的重重雾霾。
二、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
毛泽东政治哲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双重语境下形成并发展，浸润着民主政治观、统筹兼顾的国家发展观、永久和平的世界观等要旨。
（一）人民主体性视域的民主政治观
1、高度关切人民群众是毛泽东著作的鲜明底色及其民主政治观得以表达的显性思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调查与分析之时，毛泽东便指出，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鲜有成效“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一方面指认了真正的朋友是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壮大群众力量才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标志着人民在社会变革与革命战争中的主体地位与伟大力量;另一方面使蒋介石“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的“国民”谎言不攻自破。正由于对人民主体性的把握，毛泽东从土地、劳动、柴米油盐等各方面出发，事无巨细，切实做到关心人民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现实问题，“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才能使中国革命砥砺前行，走向胜利。毛泽东深切体悟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主体性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无穷无尽，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路线，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群众史观，提出做人民的小学生，做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牛”，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与实践范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人民主体性的多维阐释，决定了毛泽东政治观的民主价值取向，为民主集中制提供了主要理路。
2、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民主政治观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基于对人民主体性的诠释，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在于提高人民积极性、发挥人民意志、动员人民力量等。之所以说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是合理运用唯物辩证法将民主与集中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有机结合的产物，以便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与集中，打破将民主和集中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一方面，民主代表人民当家作主，表明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依靠人民，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随着民主的实现，人民得以平等而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党和政府听到真实的声音，从而影响其政策与决断;另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不违背民意通过的方针便可顺利执行，这既避免了极端民主化，又壮大了党和政府的力量，使党和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解决问题。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站在人民群众主体性与创造性基础上，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人民自由与平等的制度，是其民主政治观的独特表达与重要贡献。
3、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民主政治观力求实现实质民主的集中表达。毛泽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民主集中制一样，是其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民主政治观的表现。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压迫，军队、警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对于这些敌对阶级与敌对势力而言，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是暴力与手段，即是对一切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平等享有各项自由权;军队、警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是代表人民意志、意愿、要求与利益的，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是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民主专政意指对人民内部民主和对敌对势力专政的有机结合，正如毛泽东鞭辟入里指出的“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毛泽东以真正的、实质的民主超越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
（二）唯物史观基础上统筹兼顾的国家发展观
1、以经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是毛泽东对经济基础性的诠释。1928年10月，毛泽东就经济问题提出专门论断，将其放在重要位置，指出“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以此说明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解决军民日用必需品与现金短缺等问题、给红军较为充足的给养的迫切性，以及用适当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对于边界政权割据的重要性。同年11月，毛泽东将“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与发展的条件。1929年12月，毛泽东继续提出“改善物质条件”。1933年8月，毛泽东再次赋予经济建设不可小觑的意义，将其作为顺利开展军事进攻、有力打击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开展战线、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基础前提和重要条件，指出“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深化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对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意义。
2、毛泽东在关切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同时，始终强调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任务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说明毛泽东认识到：经济之于政治与文化等上层建筑起着基础作用，有何种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则有何种政治形式，政治成为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文化性质与内涵也是由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决定的，它是经济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与写照，是与经济、政治互为映射的观念上层建筑。因此，毛泽东指出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坚决实行劳动法、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之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注重将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争取自由、文化建设等各方面有效衔接。正是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精准把握与合理运用，毛泽东描绘了新中国的具体样式——“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3、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项工作统筹兼顾的具体举措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生动刻画。毛泽东深刻认识“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因而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方法与策略。例如，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允许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使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打造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经济形态，以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政治上，实现人民群众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等各项权利自由与平等，建立廉洁政治，赋予少数民族地区平等自治的权利，采用诸如标语、图画、演讲等简洁明了的方式方法进行政治宣传，合理运用报刊、电台广播等传播媒介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文化教育上，文化要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进行教育，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从群众出发，在群众中吸收养分丰富文化内容，文化教育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与“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既“要有新式学校”，又要对旧的村塾加以改造，以便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此外，毛泽东还极富创造性地将统筹推进与协调发展的工作方法形象比喻为“弹钢琴”，意指十个手指有节奏地协作配合，既抓紧经济建设工作，又围绕经济工作协同开展其他各项工作。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构想下的永久和平世界观
1、阶级、国家、政党的自行消失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和历史使命。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赋予“人”的内涵，用人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不同时期进行说明，这是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必然走向的积极畅想和美好意愿，承载了中国人民对美好世界的期冀。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自己而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他们的身份与称号，他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作为武器，深谙事物生成、发展的规律与辩证法，因而比资产阶级站得高、看得远。对他们而言，国家、阶级、政党的消灭与消亡正是其为之奋斗的高阶目标与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引领人民走向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
2、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实现永久和平是毛泽东对世界历史走向的构设。毛泽东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其中，革命战争是正义的，反革命战争则是非正义的。因此，自中国反鸦片战争伊始直至“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正义之战，因为它们是拯民族之将倾、救民众于水火的战争。由此，毛泽东既赋予正义战争拯救人类的神圣性，又肯定中国革命战争拯救中国的神圣性、正义性、进步性、和平性。他还富有深意地提出“为永久和平而战”，认为人类社会终将消灭自相鱼肉的战争怪物。他指出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其现实路径，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因此，用正义对抗非正义、用革命抗击反革命、用民族反对反民族的正义战争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重要方式和有力手段，是引领全世界人民走向新时代、新征程和美好未来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穷其毕生之终极命题是消灭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继而消灭阶级、国家、战争，即“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
3、永久和平的美好世界是对人类重塑美好生活、实现高阶正义的期冀。毛泽东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给人民自由的假民主、痛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政策与发动国内战争的言辞中，都彰显着正义的旗帜。在毛泽东之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解读中，可管窥其正义的历史性与相对性，即“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立足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不难发现，这种正义与非正义共同消失的构想正来源于其《矛盾论》对矛盾同一性的指称——“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毛泽东认为，生死、上下、祸福、顺利困难等相互对立的矛盾，只要一方消失，另一方便随之消失，即在一定条件下，一切对立的成分“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正义亦是如此，进入永久和平世界后，非正义消失，也就无所谓正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正义或不需要正义，恰恰相反，在这种永久和平的世界中，正义被赋予了超越性，证成了人类社会由低阶正义走向高阶正义。那时，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与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人们真正实现生而自由，全面发展自身成为可能并进入现实，因而正义不再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充斥着非正义而驱使人们苦苦追寻的抽象的理论应然，而是随着共产主义与永久和平实现而付诸现实以构建人类高级社会的实然逻辑。自此，正义从抽象的天国走向现实的尘世。
三、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政治哲学高度关涉民主政治、统筹发展以及世界大势，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双重语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推动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先进的工业国。
（一）坚定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的治国理政路向
毛泽东对人民的关切以及对其主体性的领会，催生了囊括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政治观，坚定了我国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的治国理政路向。改革开放开启后，邓小平将人民群众作为党的力量之源与胜利之本，反复强调，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要以人民是否拥护、赞成作为基本尺度。在深刻认识“三三制”民主性质的基础上，他提出贯彻民主精神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重申了既发扬民主又需要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内涵，为民主的贯彻落实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提出“以人民群众为本”的要求，切中肯綮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国家的主人”，继而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确证了民主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凡意义。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并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惠及人民的价值指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一方面延承了毛泽东人民英雄论、甘当小学生的思想精髓，继续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与“拜人民为师”，重申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向人民学习的基本观点，继而提出“坚持人民至上”，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上述论断启示我们，民主是用来实实在在解决人民的问题的，只有以人民为立足点、不断为人民谋利益、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的治国理政路向，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毛泽东政治哲学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统筹兼顾与全面发展。他成功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基于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正确认识，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具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克服二者相悖的传统成见，富有独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必要性。这是对毛泽东统筹兼顾政治哲学思想的再发展、再创造，是将其灵活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表现。在此基础上，江泽民直接阐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二者皆为社会文明必不可少的部分，进一步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胡锦涛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形成了“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统筹兼顾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统筹规划、总体布局的领导智慧与思想精髓得以一脉相承、新意迭出，这既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互关照、与时俱进的完美诠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步前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注脚。
（三）彰显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期冀
毛泽东立足正义之战实现永久和平的思想，彰显了对共产主义的承继与践行，镌刻出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基于毛泽东永久和平思想，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发展旗帜，洋溢着中华民族热爱、渴望和平的炽热情感。邓小平以“我国工人阶级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一定要时时刻刻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表达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共进退、共荣辱的真挚情感，他提出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展现了世界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宏愿。江泽民在强调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之情时，“对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重申了中国力求和平、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创造性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对和平的期冀。正是由于对和平的冀望与追求，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下，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国实践诠释国际新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和平发展。就此而言，毛泽东永久和平思想，正随着时代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意涵，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感召力，从而使其政治哲学思想放射出时代的光辉。
（作者：郭红军，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童晗，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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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