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一个伟人，除了时代条件之外，最主要的是由于他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之为周恩来的特色。
求同不求异，努力寻找共同点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脾气、性格、思维方式和观点上的不同，只要他愿意参加革命和建设（对于党内来说只要他遵守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周恩来都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与之合作共事。这种求同存异思想在他的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周恩来在七大的报告《论统一战线》就是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解放后他又强调，“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周恩来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求同存异思想的体现。
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团结问题时，不仅注意到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或斗争性，而且注意并且特别注意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统一性。他在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继续存在的前提下，突出发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创造出“求同存异”这一活生生的辩证法。矛盾同一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团结和合作上，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以利于革命和建设。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善于团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和外交难题，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善于求同存异。
周恩来善于求同存异，首先在于抱着求同不求异的态度。周恩来在1954年谈到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时说：“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于求同存异来说是很重要的。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时，一些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并暗示中国有颠覆邻国的意图。会议面临着有可能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利用午休时间草拟一个补充发言，一上来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的这种求同不求异的态度立刻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是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于是会议马上改变了气氛。
周恩来关于求同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主张“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认为“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周恩来所求的同是以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同。他说，“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他在谈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说：“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同样，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不同是存在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因此对于差异不必讳言。在著名的万隆会议上他就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明确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1972年他在谈到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的时候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他在讲到中日关系时也是指出，“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这种先承认差异的存在，同时又认为异不碍同的求同方式，完全是一种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求同方式，它就是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一个先讲清差异，再在差异基础上求同的典型。它是周恩来的杰作。美方原来草拟的公报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希图以此显示他们中国之行的巨大成果。对此，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掩盖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的巨大分歧，伪装观点一致，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相反，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矛盾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中方按此精神准备了一份公报草案，它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开始。中方已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填写他们的观点。这样，一个别具风格的上海公报形成了。它的公布，为此后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说：“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对于周恩来来说，“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共同点是矛盾各方统一的基础。他说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没有共同的信念、愿望和要求，就不会有互相信任和团结。所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在于“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同样，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和团结也在于找出共同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1973年周恩来同美国一位客人谈到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时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周恩来是一个善于熟悉和了解矛盾双方的人，所以他也就善于找到矛盾双方的共同点。1930年周恩来奉共产国际之命负责处理当时所谓立三路线问题，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批评李立三“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一致性，指出二者都是主张争取广大群众，组织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等等。这些共同点的指出，使李立三由原先的对抗态度转为心悦诚服，从而顺利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
在共产党同宗教的关系上，周恩来也能找出二者的共同点。“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
当万隆会议面临分裂危险时，周恩来在承认亚非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共同点，指出亚非国家“处境大致相同”，有着“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亚非国家应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应互相疑惧、排斥和对立。当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时，有的代表提出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相处的准则，有的代表则以“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语等理由表示反对，关键时刻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1972年周恩来在和美方商谈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时对基辛格说：“我们虽然有巨大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于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样，整个会谈的气氛就缓和了下来。事实证明，只有找出共同点，才能使矛盾双方在共同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和谅解。
周恩来所谓“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还意味着把找到的共同点、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办法肯定下来，确定为一些原则，让大家来遵守，做到彼此约束，从而达到统一和团结。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找到亚非国家的共同基础、共同愿望和要求后，就接着指出：“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他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又强调：“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 如果不确定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约束？”他举例说， 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在他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万隆会议终于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取得十项协议，成为亚非国家为之奋斗的十项原则。第一次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
“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又一个基本点。他说，“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发展”，相反，“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对他来说，求同不意味着消灭个性，划一地要求，特别是“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同样，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不是同化于人家”，而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在国家与国家的求同和团结中，也不能一样地要求，改变人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1954年周恩来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说：“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把不同的保留，也就意味着要坚持区别。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是有区别的。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时说，对这个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他认为抗战时那种认为只有抗日与不抗日之分，一切都要服从和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去区别了”，“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
抗战时蒋介石曾正式对周恩来说，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就是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即所谓“溶共”政策。周恩来当即回答：“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把蒋介石的“溶共”图谋打了回去。1939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问题作了报告，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他认为若“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
同样，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周恩来也要求认清彼此之间的区别。1954年他在谈到我们对英国的态度是求同不求异的同时又指出：“他们可能想混淆，说他们的国有化和我们是相同的，我们不要去混同”。周恩来求同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它不抹杀现实的区别。
把不同的保留，还意味着求同时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这是周恩来求同的又一个特点。他说，“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要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1957年，他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就宗教来说，“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在亚非会议上，他在谈到亚非国家“应该求同而存异”的同时也指出：“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看人们的不同意见，求同时允许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种求同方式，不仅是辩证的，同时也是唯物的。
保留自己的见解，还意味着不发展争论，这也是周恩来关于求同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点在他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1954年他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就指出，“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他为了求同存异也是不搞争论。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中国是很可以在会上提出讨论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一会上黎巴嫩的代表借口“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想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上去，伊拉克的代表提到了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都被周恩来制止了，他认为讨论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不会得到什么结果”，“不会讨论出一致意见来。”1963年周恩来在开罗讲到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条原则是求同存异”时说：“我们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可以放在一边。”“不管亚非各国之间有多少争端，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的熊向晖不同意这种看法，同他争论说，中国红军有女战士，解放军有女少将，英国的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说得蒙哥马利不吭声。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对熊向晖说，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总之为了求同和团结，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发展争论，这是周恩来的一项重要的求同存异艺术。
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作坚决的斗争的。他从矛盾的斗争性给团结下的定义是：“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里所谓“分歧”，即是指原则性问题。周恩来的修养要则之一就是“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并把“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他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他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一方面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他说“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要通过适当的工作，去掉错误的、消极的东西，保存和发扬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为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进行不懈的斗争。他把外交同军事相比，认为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这首先表现在坚持求同的条件性。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承担起直接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等五项原则。坚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性，得到了中央的赞同，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导原则。解放后他又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要扩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割断了联系。”周恩来求同存异和平外交的重要前提就是是否承认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又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相应原则。例如坚持凡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当局断交等等。
周恩来求同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还表现在他对一些破坏团结的因素的克服和斗争上。在多次危急关头，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求同存异精神，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他又主张，“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他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示红军中党的工作必须注意“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在批判高岗的宗派活动时他指出，“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在统战工作中他一面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注意“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解放后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提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同时指出，“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在外交活动中，他始终注意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以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还表现在他对任何破坏团结行为的坚决斗争和反击上。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就立即建议中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认为“蒋氏之叛逆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周恩来办外事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这虽说是对外事工作讲的，但也是对“任何方面的横逆”说的。）1950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就积极主张予以打击和斗争，认为“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周恩来的“友好当先，抵抗在后”，也正是这种精神。
周恩来求同存异坚持原则还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为了求同，有不同的意见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同时又指出，“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分清是非。50年代美国借口朝鲜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占我台湾，帮助蒋介石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但是英国政府说美国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打退蒋介石的袭击，英国政府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对此，周恩来在同当时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有理有据地给予了严厉驳斥。1955年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一方面致力于求同，同时对所谓中国可能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等流言加以澄清，说明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从而消除了大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
总之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包含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而不是对于错误的、挑拨性言论也听之任之，不去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亲热和和平。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同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是不相干的。
把求同和存异辩证地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以上表明，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本质上是同与异的辩证同一，是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同一，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化和应用。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的辩证同一。它一方面是努力寻找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是保留的不同点、差异点；形而上学家往往求同就不承认异，承认异又以为就不能求同，把同和异绝对对立起来，搞无同之异或无异之同。周恩来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文章里，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批评统一战线中“左”的观点是只异不同，“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而“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总之，“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主要在于片面地看问题，没有认识全面。周恩来基于历史经验指出，“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周恩来之所以善于求同存异，除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主要在于他能全面地看问题，因而能够把同和异辩证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同一。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团结，同时又不放弃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斗争，并且通过斗争达到求同存异，达到团结。周恩来说：“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另一面他又批评一些人所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是“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他说既要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这就是所谓“有团结有斗争”。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把这种“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外交，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
周恩来求同存异中的同和异以及团结和斗争的形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周恩来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眼发展，估计变动。他说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而“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所以他主张对统一战线“应该很好地分析”，要看到变动的情况。对于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也善于估计情况变动，适时调整。例如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他适时调整中美、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曾经入侵中国的日本，他做了许多复交方面的细致工作，指出“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这样随着田中就任首相提出新的对华政策，中日友好和邦交的恢复终于经周恩来之手而完成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的全部求同存异活动的内在精神。周恩来的求同存异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概念演变，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原则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例如他在讲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当有人问，“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他说，“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从具体的人来说，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有人问：“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他说，“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看，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
1952年他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到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说，“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他把朋友分为基本的朋友和一时的朋友，后一种朋友又进一步分为在某一时期的朋友和相当长时期的朋友。对敌也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对它坚决斗争；同我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另外，对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们闹翻，就悬在那里；同我已建交的欧洲国家，分别做好工作；同我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争取它们中立，如此等等。
总之，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团结和斗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信息来源：《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原文题目：《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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