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领导人的身上,没有毛泽东的影响
哪位成功企业家的身上,没有毛泽东的印记
比如任正非、张瑞敏、马云……
思想教育——让价值观生根落地
凯城老师带我们向毛泽东学管理: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
企业的价值观必须真正落地生根,否则,只是一句空话,起不到任何作用。如何让价值观落地生根,毛泽东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思想教育——把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可以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管理思想的一绝。
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当每队两个人时,两人的合力最多只有两人总力量的90%,四个人时大概只有80%,八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总的力量虽然越大,但效率却越低。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就要统一思想,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他在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过的《留守兵团政治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为人的思想是很难被改变的。其实,看看当年的日本战犯就知道,人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东京审判的26个甲级战犯,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是被中国收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在接受教育改造后,却个个认罪伏法。
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都对这一套思想改造术由衷地佩服。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宣传画:三湾改编
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党内及社会上有很多悲观论调。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他甚至断言,这种“红军”没有存在价值,也没有任何前途,只能导致党内许多好同志的无谓牺牲。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陈独秀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不仅陈独秀持怀疑态度,就连当时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其实,亲自组建这支队伍的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更真切、更深刻。初创时期的红军成分非常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不少人都开了小差。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动摇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怎样管,官兵中各种想法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当时部队中存在着多种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由此可知,官兵的思想有多么混乱。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了解决之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宣传画:古田会议
毛泽东不仅深入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途径的明确意识。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认同。他们认为,毛泽东写文章是行家里手,但打仗不是他的专业,况且他也没有带过兵,怎么能听他的呢?
朱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领导层内部经常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带兵等问题,不断爆发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受旧军队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以为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相仿,只是单纯地打仗,因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不管用什么方法带兵,只要能打胜仗就行,双方各执一词。红四军到赣南后,矛盾越来越突出,直逼得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毛泽东离开后,红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不久,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部队损失惨重。
迫不得已,红四军紧急召开了八大,但又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吵了三天,毫无结果。此时,一些同志决定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1929年10月,陈毅连写三信,用快马送给毛泽东,并自我检讨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毛泽东随即回到红四军。此后不久,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思想建军的主张才正式得到红军各级指挥员的认可。
从毛泽东思想建军主张得以确立的过程可见,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也不容易被人们一下子就认识到。因为思想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其他工作那么直接、那么明显。

宣传画:遵义会议
在部队,无论完成什么任务,第一步就是搞思想动员,就算再紧急的事情,也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例如,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抗震救灾,解放军部队受命紧急奔赴灾区。由于情况来得突然,许多官兵都来不及与亲人告别,就匆忙上路了。可即便是这样,部队也不忘搞好思想动员。在飞机上、在列车上、在急驰的汽车上,指挥员会抓紧一切时间,召开党委会、支委会和党小组会,传达上级指示,明确各单位的任务,对各级各类人员,特别是党员、骨干提出要求。有可能的话,还要组织官兵讨论,谈认识,表决心。经过这样的思想动员,及时化解了各种思想障碍,激发了官兵高昂的斗志,再投入战斗,部队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张瑞敏就说过:“如果一个员工思想不通,你派十个人都管不住他;如果思想通了,你不用管他,他都会努力工作的。”
管理工作与思想工作,有时很难分开。前些年部队允许搞生产经营时,有次笔者曾代表单位与一位大公司的副总谈合作。对方一见面就握着笔者的手说:“政委呀,我们可是同行。”看到笔者惊讶的表情,他解释说:“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全做思想工作了。外地一个分公司,一二把手闹不团结,打电话告状,我说了这个劝那个,你说这是什么工作?思想工作吧?紧接着下面一个部门,任务快完不成了,找我来泡蘑菇,说能不能给减点指标。我坚持不能减,说了半天,你说这又是什么工作?是管理工作还是思想工作?”

2014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古田再出发
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需不需要做思想工作?有的管理者觉得思想工作太遥远,远水不解近渴,总想等经营条件改善了,再去做思想工作。其实,从我军成长发展的历史看,“环境越是艰苦,政治思想工作越要活跃。物质的东西少,精神的东西越要多。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相反,条件好了,压力小了,思想工作反而不容易见到成效。
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
任正非就是一个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势”,即努力造就一种强大的、拥护主流价值观的舆论氛围,明确要求组织内部从上到下要人人喊好,个个赞同。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少数人是百分之百认同,绝大多数人会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这不要紧。“假”,也要跟着喊,只要最高管理层是真想、真说、真做,并且长期坚持下去,下面的人“假”久了,慢慢也能成真。任正非的这个观点符合人们思想变化的规律,也符合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本文选自《向毛泽东学管理》。作者李凯城:中国红色管理学倡导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研究室主任,大校军衔。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所长。他从事红色研究二十余年,致力于将毛泽东管理思想与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著有《领军之道 》、《红色管理》、《向毛泽东学管理》等著作,并在中央电视台主讲《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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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闳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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