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由来已久，但很难放到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观察。这次爆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虽然残酷，却为两种制度比较分析提供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考察背景。在同样的疫情面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起始条件、应对措施、抗疫效果形成鲜明的反差，为进一步认识两种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分析样本。当然，疫情抗击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作为国家层面、全民参与的行动，执政当局作为决策者、组织者，无疑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尤其值得注意也让人深感费解的是，面对中国以巨大努力和牺牲换来的时间窗口，面对中国及早、公开和全面的信息分享，面对世界卫生组织三番五次的厉声警告，号称有着最先进民主制度、最发达信息技术、最完备医疗体系的西方世界，几乎是集体手挽手、肩并肩，前赴后继、睁着眼睛、殉情式跳入深坑。个别现象可能是偶然因素，集体现象必有共同原由，个中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一、基本原因在于国家体制
面对突如而来的疫情，被西方长期批评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选择了把所有人的生命放在同等位置，上至百岁老人，下到新生婴孩，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救治。而长期强调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几乎都开始了救治权，反过来也是放弃生命的优先排序。
毫无疑问，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全社会造成的严重的、全面的影响，任何政府决策都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决策过程其实也是利弊因素综合权衡的过程。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出现不同的决策结果，且东西方差异明显，西方国出现高度的趋同性，；最高当局在决策时首保的利益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利弊因素的排序和取舍？
深入分析发现，导致差异的源头在于国体根本相左。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把保障所有人利益作为一切重大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尤其是当面对安全与健康这种根本利益时，更不可能出现厚此而薄彼的举动。而西方国家的国体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代表少数人集团的执政。这种基因使其习惯于用部分人利益替代全体人民的利益，当面临威胁所有人的公共卫生事件时，自然会出现“优选劣汰”的决策反应。
下意识的反应最真实。对个人如是，对国家亦然。越是在事态紧急、情况不明状态下的决择，越能体现政治本质决定下的政治自觉。疫灾如同在人类世界瞬间刮起的狂风，掀起罩在各国执政者外面的礼服，暴露出深藏于内的底衬和本色。
会有人这样质疑：中国能够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是因为强势政府能够调动全国资源合力突击；而西方民主政府出现选择性治疗，则不过是医疗资源难以承受时的无奈之举。一句话，策略与国体无关，与资源承受能力相联。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放到疫情发展过程观察，就会缺漏毕现。中国做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决策时，武汉已经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而在此种情况下做出武汉封城、全力支援的决定，提前强势介入，阻断传播感染链，既是着眼于保护全国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也是建立于抗疫资源的整体估算与全局调度。
再看西方，当下疫情发展超出资源承受能力，完全是前期延误的结果。而导致延误的主要因素，乃是权衡生命健康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根本错置。因为，执政者所代表的是资本家阶层，而资本家阶层是永远把利益放在首位的，除非他们自己面临安全风险。由此再看，西方国家疫情即将爆发出现恐慌时，抗疫资源没有全力投入对有症状者的检测、救治，反而出现富人集团优先的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种利己行为对感染者的忽视，使其又成为新的传染源，疫情在这些国家的大爆发，就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了。
西方的政治理论家并不承认这种结论。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评价政府疫情治理绩效的关键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但他没有回答，信任的基础和来源又在哪里，以及是什么造成了东西方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的巨大差异？
再展开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全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不仅体现在抗疫这种应急公共事件上，也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比如决不让一个人掉队的精准扶贫行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政策，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等等，哪一个都是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作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再看西方国家政府，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代表部分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当这些代言者被推上执政前台时，资本家集团又担心代理执政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冲击，因而以保护私产和人人自由为名，设计了一套制权制度限制政府权力，本质上是限制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当社会遇到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时，利益集团支持并配合政府一致对外，能够显现巨大动能。但当面对疫情直接侵入内部影响所有人的局面时，人人自保的状态则从根本上瓦解政府组织与资源调配能力。从这个分析看，西方政府为什么平时看起来极为强悍，而疫情到来时则表现出前所未见的低能与无耐，也就能够理解了。
二、根本原因在于政党政治
如果说选择性治疗还能推责于医疗资源的限制，但疫情发生后的决策过程，便暴露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先天不足。
先看中国。根据人民日报披露信息，专家组1月18日到武汉考察新冠疫情，1月19日在武汉闭门研究，20日上午到北京向国务院汇报，20日下午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即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布置全国联防联控。从听取汇报到决定全国联防联控，仅半天时间。1月22日深夜，李兰娟院士向中央提出封城建议，1月23日上午10时，武汉实施封城。从建议到决策到执行，也仅是一个晚上。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决策过程则几乎急坏了中国在家闭门抗疫的百姓。面对中国通报的疫情和世卫组织警告，特别是本国也已经发现的疫情苗头，西方国家决策过程虽然略有区别，但基本上都是一骗二拖三甩锅，一遍遍上演现实版的掩耳盗铃。先是愚弄国民新冠疫情不过“类似感冒”，顺便批评下中国不讲人权；再是自吹自擂“完全掌握”，直到疫情爆发才考虑行动，甚至还出现赌上全体人民生命安全的“集体免疫”方案……。步步升级的背后是步步后退，最后一个跟着一个跳入疫情的深坑。
这些国家不是有全世界最好的专家吗？这些政府不是汇集着世界最棒的精英吗？是专家同时集体失盲还是精英集体失聪？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又表现出如此高度的一致性？
根本原因在于政党政治，在于西方国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政党间的恶性竞争。
中国的政党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体制减少了政党恶斗的掣肘，保证了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度。同时，也将执政党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给执政者以无可旁推的责任与压力。所以当疫情出现可能影响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之时，党中央可以根据专家建议，排除一切干扰，专注于保证核心利益的决策并采取断然行动。
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多党制，执政党决策必须与反对党在野党充分协商。在多党竞争的情况下，质疑和反对是体现党派特征的基本方式，这看似严谨的质辩过程将所需决策效率化于无形。尤其是，越是在疫情初期越难质辩，因为对提早采取措施的防疫成效、与其对经济社会所造成影响间孰轻孰重，任何执政者都无法提前作出证明。比如，此次法国面对3月中旬抗疫与选举的矛盾，马克龙就不得不妥协于反对党坚持继续选举的主张，其结果必然助推疫病的加速扩散与传播。
换角度考察，如果提早采取措施防范了疫情发生，事后反对者也一定会用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批判，任何执政者都无法对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自证。由此可能导出违反伦理的结果：即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决断，不仅可以用严峻事态统一各党共识减少决策阻力，还可以用执政者的抗疫表现来争取选票民情。至于可能引发对前期拖延的批评，则能用解释、甩锅、嘴仗等多种办法引导舆情。现在，西方政党不正是在按这个剧本表演吗？
一句话，选票至上、多党恶斗的政党体制下，政党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利益，滞后反应则成为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政治操弄。而此间的害，执政者考虑的是对其执政地位之损益。而疫情可能带来危害生命安全与健康的恶果，只好留给大众苍生。
然而也有疑问，疫情向西方国家传播以前，先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率先发现，为什么同样为资本主义、多党制下的东方国家，就能相对更好的控制疫情？
三、主要原因在于傲慢偏见
疫情从中国率先发现到向全球蔓延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所谓精英对疫情的歪曲和抹黑，令人深感厌恶和震惊。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抱着最大善意，祈愿这些政客和媒体只是出于政治立场的惯性，并未忽视真正的警讯和将到之危险，从而警示国民用好中国争取的时间窗口做好准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期望只是良好愿望，疫情来临时这些国家未作充分准备，有些连最基本的抗疫物资也未筹措。相较而言，与中国地域接近、文化接近的日韩等国，则及早警觉，并作出了应对。
自1月中国开始启动联防联控之后，欧美国家政客和媒体不是通过中国防疫力度推断疫情的危险程度，而是专注于用“专制”标签来套评中国的全民性抗疫作战。很多无良政客、媒体指责中国使用过时的公共卫生手段防止疫病传播，属于反应过度，侵犯人权，还用西方法律对中国防控措施进行评判。当疫情危害已经充分暴露时，他们不是把精力转向警示国民做好防范上，而是恶意地将病毒与中国挂起钩来，开始习惯性污名、甩锅、抹黑表演，有意无意把公众精力引向仇视和对立，从而忽略他们前期的无能与颟顸。美国总统、国务卿、议员等政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卫报》，丹麦的《日德兰日报》等媒体，纷纷加入抹黑大鼓噪，有的恶意刊发辱华漫画图片，有的将病毒称为“中国制造”，像毒巫一样企图给中国贴上标签。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即使有个别专家、负责任的媒体如实报道，也难以真正引起公众警觉，只能在被愚弄的环境里坐等即疫情到来。
也正是在这种扭曲、幻化的感觉之下，西方的防疫专家也出现一致性集体误判。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生物学家、病毒学家，起初都武断新冠肺炎不会在西方出现大流行，也不认为感染会造成严重后果，告知民众无需对新冠疫情过度紧张。这种现在看来让人费解的专家意见，既是西方大环境作用的结果，也是其自恋于西方科学优越导致的自我障眼。而由政客、专家、媒体合力的大鼓噪，屏蔽了中国和世卫组织五次三番的告警，让本就醉心于现状的西方社会，表现出对严重疫灾危险的整体性失明失聪。
综合来看，麻醉于放任带来的自由、民主的虚幻，安享于长期的高额福利保障，使西方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具有了强烈的优越感。而当这种优越感使他们早就习惯于站在布道者的角度对他人进行指点与评判，并且异化为维护颜面的自我麻醉和极度傲慢。他们只习惯于看到中国的落后、被动，习惯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中国进行评判。当这种优越感受到近段以来中国崛起的挑战，而且他们理解不了中国的道路与实践，理解不了西方为什么开始衰落时，自恋转变为自保，焦虑异化成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愿意承认中国的高铁技术、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做什么、做得效果如何，都难以躲开这些人的毒舌与口剑。按照他们的逻辑，当全人类面对重大疫灾时，中国超过西方国家的抗疫效果，不符合他们设定的逻辑答案。要么是中国政府造假、要么是疫情没那么危险，才符合他们心中的推断。
但事物总是利弊双分，这种态度已经很难使其站在客观立场，并且失去了对真实情况的灵敏触感。西方今天之灾，虽然是病毒侵袭。但白白浪费中国提供的时间窗口和经验，又何尝不是西方社会傲慢偏见自我套上的羁绊？
四、深层原因在于价值观念
当疫情已显严峻，政府发出防控号召后，东西方民众的反应差异明显。中国民众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中止社交活动，自觉驻留家中，出门戴上口罩。相反西方国家民众则继续社交聚会，反对政府禁令，不光自己出门不戴口罩，一些人还对自我防护的亚裔人士指责攻击，直到大面积感染才真正听劝。
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不同，看起来确是如此。然而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但凡人类，不管所持什么观念，在其面临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都会下意识地出现自保反应。除了极端邪教，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无视健康和安全，这是通理。如果说疫情未到之时受到愚弄，为什么疫情已显严峻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表现？比如法国，即使在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今天，仍有大量民众违反禁令外出、聚会、甚至游行，政府甚至为此已经开出35.9万张罚单。
表面上看，是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使民众养成了自由散漫、个人至上的天性。但细而辨之，实质则是被假象蒙蔽的虚伪的概念体系，扭曲了西方社会的整体价值。
先说民主。民主的本意是保障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多党政治和选票政治的体系架构之下，参与权则异变为选边权、站队权，或者极化为同意权、否定权。而且，即使这种被异化和极化的权力，也只能通过政党对抗的形式体现出来，最终使民主制度扭曲成对抗性的社会体系。当对抗与反对成为政治生态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必定发生相应改变。这恐怕不是民主思想提出者的理想与愿望。
自由也一样。自由体现在对私权的保护上，但在政党对立的大环境下，个人唯有以对抗的方式表达反对，才能证明对自由的保护。经年持续，哪怕政府真正的善意，也会首先以对抗或不合作的方式表现个性。这恐怕是民主自由理论家们没有想到的衍生产品。
由此再看，当自由、民主异化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时，西方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这种价值观送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在疫情来临时民众出现对抗性游行、聚会，也就不奇怪了。再由此延想，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层出不穷地产生极具煽动性的政客，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包括当前西方国家正在抬头的极右翼势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奉行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不也正是这种所谓民主、自由异化的恶果吗？
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安全权。当自由和民主都被政治生态异化时，人权还会有保障吗？所以，今天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整体深陷的疫情灾难，难道不也是最大的人权灾难吗！西方社会舍命以保的民主、自由，正在成为自己生命的屠刀，个中原由，应当引起每一个中国人的警醒。
五、内在原因在于经济利益
西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迟疑、政斗，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还是经济利益。
直观看，西方国家政府、政党、议会本就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他们不期望因为疫情影响经济利益。所以先是对疫情在中国显露的危险程度选择性忽视，以比作流感方式愚弄民众，目的是不想影响民众的剩余价值创造。当疫情逼近时又幻想短期取得抗疫效果，尽快恢复经济运行。在这种利益权衡的心态下，一步步失去提前准备时间，以至于最后全线失守。
深层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已经处于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他们深怕疫情加速冲垮这个体系，进而影响西方所处的垄断地位，丢失掉对全球经济体系剩余劳动的剥削权力。
先看西方国家现行的基本经济模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资本积累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逐步架构形成“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循环型经济结构：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保证了高额利润，保证了投资供应，但也不断驱赶制造业外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高额利润保证下的高福利支撑了居民消费，既形成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也推进国内经济向服务业畸高的结构发展。消费至上主义拉动了制造、投资形成经济环流，但同时消耗了居民储蓄，降低了循环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更严重的是，这种经济模式经过股市、债市的杠杆作用，又被放大形成失控的泡沫。
这种经济结构模式的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不断循环，动力是投资推动与消费拉动，健康状态是各个环节的总体平衡。如果消费和投资任何一头出问题，都会损害整个环链的动力和平衡，从而给西方经济带来严重灾难。为了维持这个循环型体系，西方国家通过强势军队、统一货币保证资金回流，繁荣金融市场，使投资有资本来源、消费有福利保障；通过维持全球共同市场保证低成本供应，从而使资本获得高额收益。
然而，资本对利润无限制的贪婪追求加剧了不平衡发展：金融投机造成市场动荡，影响资本市场，同时损害投资与消费两个动力源；制造业外流与过高利润的双重作用，加速实体经济创新和部分脱离循环体系，摆脱西方资本控制，从而造成资本注入与更新递减；政府和军队需要从这个大的循环体系中抽血，并通过制造危机维持体系外部的压力，而过渡抽血也将伤害这个循环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爆发之前，这三个问题正在出现叠加影响：美国政府赤字高企、金融市场周期性动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都逐渐影响传统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环流体系，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疫情必将加快压垮整个体系：其一，公众禁足在家将极大抑制消费；其二，疫情安全威胁将吓阻金融流入；其三，全球供应链受阻将隔阻经济环流；其四，上述三个因素叠加将给资本获利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其五，资本利润减少将直接影响美国、美军，以及其主导下的西方经济霸权体系。
如此看来，特朗普以及整个西方政府先是不愿直面疫情威胁，力图以吹牛、撒谎手段提振投资信心；后是在疫情初现狰狞时还驱使老百姓要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直到局面完全失控才开始新一轮政治表演，就不难被理解了。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在人类正在经历疫病的荼毒时，我们对西方国家疫灾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非报复其对中国受灾时的袖手旁观和傲慢无礼。疫情终将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们的围堵、指责甚至栽赃、转嫁也不会平息。作为正由抗灾转向恢复生产的中国社会，应当因这次疫灾事件更加清醒，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四个自信”，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添油加力。
（作者封连洲原火箭军某部科试负责人、大校军衔。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信息来源：中闳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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