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当笔者今天研读这段历史时，突然似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原因之所在，由此，也情不自禁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发出一种五体投地般的感佩。
一、非凡的魄力和极大的决心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一种时局呀？真可谓是创巨痛深之际。
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致使中共党员由6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接连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又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绝境，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丧失90%，白区党的组织几乎丧失100%，中国工农红军由30多万人减到几万人，尤其中央红军更是由10几万人在到达陕北时仅剩有7000多人。1937年7月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集团片面抗战，仅一年就致陷半壁河山于日寇之手，而继抗战出现相持局面后，蒋介石集团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解放区实施极限经济封锁，并一而再、再而三发起反共高潮，而日寇则在对蒋介石集团诱降为主进攻为辅的策略下，把进攻的重点集中转向了对共产党解放区的残酷“扫荡”，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到1941年、1942年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50多万减少到40万，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以下，弄到几乎没有吃穿的严重困难程度。而中国共产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在严重影响着党内团结，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也还没有得到全党的共识。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挑战。而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毛主席以非凡的魄力和极大的决心领导和发动了那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且看那次整风的发动何其艰难？史料告诉我们，仅准备与发动就用了近4年的时间，从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在这一时段里，毛主席主要是解决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因为那不是少数领导干部的问题。他也深知：“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耐心的智慧的做着发动准备工作。是的，整风不能做成夹生饭，弄不好就会向反面转化。以至于毛主席后来说：“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读到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完全能揣摩到当时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状态，也就能悟到毛主席的那无与伦比的魄力。
说到决心，再看看毛主席当时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要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那次整风运动，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团结和统一，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成了团结胜利的大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基础。
想想，如果没有那场整风运动会怎样？以“山头”起家，又受着“外力”的强烈影响，党内还有着“国际背景”的王明准备“武汉中央化”，如此，共产党是否还会复生前车之覆？真很难说，因为王明的能量非王明也啊！
二、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打倒两个主义，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宗派主义。把人留下来，是把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是毛主席的主导思想。
主观主义，主要的方面是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宗派主义，主要的就是王明、博古搞团伙拉圈子。用一句话说，就是王明、博古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就是毛主席，因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痛的灾难性后果。
历史告诉我们，王明、博古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统治达4年之久。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这4年的党中央的主要领导都是反对和不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而这场整风运动，基本的一条主线，就是检讨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消除历次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照常理，这样的一个主旨，在毛主席完全掌握“权力”后，过去那些极力排挤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并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若干高层的领导人，势必将遭到淘洗。说实话，即使淘洗亦无话可说，因为那是血流成河的自然代价。
然而，终究是伟大的毛主席，以他容天纳海的胸怀和高超卓绝的领导艺术，一方面犹如救苦救难的上苍，毫无我私，度顽驻灵，化朽为奇，竟挽救了党中央的全部领导阶层，一方面又通过学习教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他的正确思想路线自觉灌注于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用两句话归纳，就是：在思想形态上，把错误路线彻底斗臭了；在组织形态上，又把错误路线的一大批干部彻底解脱了。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擘画了亘古无有的人间正道。
三、实实的需要争论
到底需要不需要争论呢？从党史和延安整风运动看，答案是确定的。
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因此，“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中国共产党党史看，可以说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真假马列主义理论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的表现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共中央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这是一直争论的焦点，以至于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错误路线统治时，发展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毛主席受到彻底排斥，几乎断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个争论，到遵义会议时有了一个组织性的结果，毛主席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起实际的领导作用，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逐步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正确航程。
但理论思想上的争论，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结束，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才算结束。理论真假与否？路线正确与否？不争论清楚，就必将重走弯路，这就是为什么有了陈独秀，又出了瞿秋白、李立三，接着还出王明、博古。所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就以非凡的魄力酝酿筹划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党的思想整风运动。这场整风运动中，我们看到的第一次“九月会议”、第二次“九月会议”，若干次的政治局会议等，都是思想理论的争论和交锋。历史证明，这种争论非常重要，正如毛主席在《中宣部宣传要点》中说的：“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全部的历史实践，从正面证明了毛主席论断的无比正确。
这说明，是真“姓马”？还是假“姓马”？是非曲直，不是不争论，而是非争论不可。不争论的前提是掩盖分歧，“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说不争论，那是糊弄鬼。
四、伟大的历史文献
延安整风这一伟大创举，标志性的成果是相伴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了70多年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被证明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伟大的历史文献。
为什么会成为伟大的历史文献呢？笔者在学习中强烈地体会到：
一是只对成熟的做结论。这是毛主席的原则，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正确的原则。之所以说正确，是因为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到，即使是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了“皖南事变”这样的惨痛结果，这个决议仍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决议中写道：“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二是以利于“惩前毖后”。做决议要谨慎从事，不能强加于人和事以任何结论，就如毛主席说的，“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决议的第四部分，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分四个方面一一列出，相互比对，结论自明，从而使全党同志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使犯错误的人心悦诚服。博古，这个党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诚恳地说：“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很严格，但对我们犯了错误人的态度又是温和的。治病救人，我们病人自己必须要有觉悟、有决心和有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
三是自己给自己作决议。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犯错人的人自己给自己作结论。这是亘古所没有的。不是活人给死人作结论，也不是台上的人给台下的人作结论，还不是胜利者给失败者作结论。活人给死人作结论，死人再无知晓，活人可以任意说；台上的人和胜利者给台下的人和失败者作结论，话语权在握，可以主导性决定，这都难以公允。而《决议》则都不是，起草成立了8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责人，委员包括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7人。这8人中，有一半以上过去是反毛主席或是说不支持毛主席的，而且《决议》3次起草，第一次和第三次的起草，分别由过去反毛主席的任弼时和张闻天担任。
由有关材料看，任弼时真正认识毛主席，是在1941年后。正如他向大会作《决议》汇报时说的：“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依赖。”
再值得一提的是，几次修改过的历史决议草案，都送给了王明征求意见，这是自己给自己作决议的最好的证明。其实，王明从第一次“九月会议”起，就一直称病，与中央对抗。而到六届七中全会前，王明则给毛主席和全会写了信。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五、到死都在翻案的王明
从一系列的史料看，整风运动彻底肃清了历次错误路线的影响，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没抓一个人，没判一个人，这与过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了鲜明对照。
整风运动中，曾出现了要追究历史责任的呼声，但被毛主席及时制止了。毛主席以他太阳般的炙热情怀，感化了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各种会议上，许多中央领导都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可以说，到党的七大时，中国共产党真的实现了团结的“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对于王明这个犯有大“罪责”的人，毛主席更是关爱尤佳，多次耐心找谈，并责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找谈，帮他认识错误，选他为中央委员。这个中央委员一直给他保留着，直到1956年去苏联治病时，他写信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我试想过，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王明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王明也曾签名由他妻子代写的致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信，信中说：“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王明非但从来没有实践过自己的诺言。去了苏联后，他却不遗余力地“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他的妻子说，王明本来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真为王明可惜！一直想翻案，终未能翻得了。
说到王明，你一定想到博古。那博古怎样了呢？博古坦荡磊落，“做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受到广泛的尊重。当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牺牲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公祭大会，郭沫若还专门发表了悼念博古的长诗。
我不知外国是怎样的，在中国却是分明的，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是最令人不齿的。
六、最初的表述
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我读到了最初的表述，但却没有看到“集体结晶”的意思。
相反的读到了，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本人一直被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他的创造性理论并没有为全党所接受和理解，尽管他在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时就已形成了理论体系。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不理解，甚至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也不能理解。毛主席提出和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已经开创了抗战局面，而王明回国后的一个报告，就使得毛主席在中央领导中处于孤立地位。
现在我们列下几条最初的表述，以为思考。
张心如最早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他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朱德说毛泽东，“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王稼祥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陈毅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于湘赣粤闽4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的头脑、科学的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
李大章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不决定于毛泽东，而决定于他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领导已经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认和拥护。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向是谦虚低调的，我们再看看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说的。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寿辰时，他在一封信中诚恳地表白过这样的话：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时的中央和领导说的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说他的思想，都是指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呢？
是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结晶呢？列宁主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象出来的总结论。”
（作者刘振起：《毛泽东精神》作者，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专家。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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